三月中旬，皇帝终于返回了北京城，京城的百姓忽然就感觉心定下来了。虽然崇祯登基不过五年多，但是京城百姓倒是将这位年轻的皇帝视为了定海神针。他们盲目的觉得，只要皇帝还坐在金銮殿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安稳的很，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而对于崇祯来说，从进入京城的那一刻起，他的日常事务就变得繁忙了起来。虽然内阁已经替他分担了九成以上的政务，但还是有许多政治决策需要他来做最后之决定。
不过崇祯返回宫内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同内阁诸臣和国务委员会委员们碰面，而是招来了崔呈秀和孙之獬问话。
在西苑精舍内，朱由检在会客厅内来回走动着，向两人激动的说道：“…朕一直都认为，法律是维护统治的工具，但刑法和民法又有所区别。前者通过隔离犯罪者同社会大众的接触，来维护我们的统治；而后者则通过维护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气的导向，来维持民众对于国家和当前社会的信任。
法律不能独立于政治，但又有别于政治，因为法律维护的是政治存在的根本，而不是维护政治本身。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对于法律的立法权，但又必须保持对于法律的尊重。同样的，掌握法律的司法官员必须要知道自己维护的究竟是什么，而不是借助法律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以上这些话，你们听过就好，就不必外传了。接下来朕要说的是，现在京城对于刑部处理的贾氏一案争执不下，朕以为这没什么可争论的。制定民法典的本意，就是为了确定和保护我国的社会价值观念：保护好人，打击坏人。
现在那些清流士绅高喊的，要维护伦理纲常，保护名教云云，不过是为一己之私，而置社会大众的幸福和安全而不顾，完全不值一驳。
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才会尊崇道德，坏人只会用道德理念来为自己谋利。口口声声将名教放在嘴边，却肆意践踏他人追求幸福权力的所谓君子，不过就是一群伪君子而已。
一个社会如果不去维护好人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力，反而试图为恶人恶行百般解释，为恶人脱罪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低等、愚昧且野蛮的，是要被淘汰的社会。朕绝不容忍，大明的法律变成这些伪君子的手中玩物。”
朱由检说到这里便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了一边的孙之獬说道：“大明时报就按照朕刚刚说的意思，找些人来写几篇文章驳斥那些清流们的叫嚣，以正天下视听，有没有问题？”
孙之獬微微挺直了腰板，声音洪亮的回道：“回陛下，绝无问题。臣这些日子来也对那些迂腐之辈的言论愤慨不已，只不过臣的见识不及陛下，所以一直想不出应当如何驳斥这些伪君子，今日听到陛下这番关于法律的言论，臣一时茅塞大开，必不叫陛下失望…”
朱由检对着孙之獬点了点头，又转而对着崔呈秀说道：“土地改革是解决本朝诸多问题的根本办法，朕现在想要听一听，这段时间土地改革委员会都做了些什么，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
在皇帝和崔呈秀交谈的时候，孙之獬缓缓向后退出了会客厅，去办理皇帝交代他的任务去了。
“…土地改革实施之后，现在的乡村主要有三种经济模式，第一种是自耕农合并的合作社，也就是所谓的公社，除了缴纳二成半的国税，公社留置一成半的水利农田基金外，剩下的就分配给社员。
第二种是赎买土地形成的合作社，除了缴纳以上四成的支出之外，还要另外加征一成的赎买费用给国库。
第三种则是商人、地主以土地、资金入股，农民以劳动力入股形成的农业公司。在缴纳了税收和扣除了成本之后，剩下的收益以五：五分成。
虽然农民的负担并没有比过去减轻多少，但是通过公社和公司的缴纳税收和采办农资，减少了胥吏和商人的盘剥环节，加上良种推广和水利设施的修建，农民的实际收入反而较过去提高了将近一倍…”
崔呈秀显然是踏实的沉下去做事了，否则他的报告也不会如此顺畅，朱由检在心里如此评价着。从这个报告中可以听的出来，那些地主士绅之所以不满，便是朝廷刚刚对河北地区进行了水利改造工程，农会也正开始逐步推广良种和优化的耕作技术时，朝廷却一脚将他们踢出了获利的对象范围。
最让这些地主士绅感到不满的是，他们现在交出去的大部分土地，很明显将会改造成上等的水浇地，但他们现在收到的田价却只是中田或是下田的价格。甚至有些被他们霸占的公用山林和土地，现在也被朝廷近乎无偿的收回了。
这样的土地改革，除了那些分得土地的农民会叫好之外，大部分地主都是抱有怨言的。只不过有许多地主士绅从棉纺织业或是其他粮食加工业中获得了补偿，因此才没能出现大规模的反抗事件。
但是对于临近山东、河南部分河北地区的地主士绅来说，他们距离京城太远，观念也较为保守，因此并没有从朝廷鼓励工商的政策中获益，怨气自然就更大一些，联合山东的地主士绅反抗土改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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