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本人签订了条约结束了东协和日本的战争之后，崇祯觉得在局部地区推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于是他便关起门来同崔呈秀开始研究在河北全面推广耕者有其田的可能性，丝毫没有理睬外廷对于条约赔款归属的争议。
经过了一周的讨论，崔呈秀也终于认同了皇帝的意见，认为在河北全面推广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可行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北面的宣府、顺天府、永平府、河间府北面、延庆州、保安州，这些地方大致已经完成了公社化的土地改制。
而南面的保定府、真定府、顺德府、大名府、河间府南面这些地区，因为土地较为肥沃人口也较稠密，因此权贵勋戚和太监官绅都喜欢到这些地方购置田宅，应该来说是曾经的北直隶兼并较为严重的地方。
但是随着京城勋贵和太监的数次被整顿，甚至连英国公府的当家人都被赶到了海外去同蛮夷为伍，这些地区占地最多的权贵勋戚和太监官绅终于吐出了不少土地，有些人还将手中剩下的土地投入了新型的棉花种植公司，从传统的地主变成了棉花种植公司的股东。
这样一来，河北地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地主家庭，不管是论人口总数比例也好还是论他们占有的土地比例也好，都成了少数派。甚至于，即便朝廷就此放任不管，在新的土地经营形式下，旧式的田庄制度也是要渐渐被废除的。
之所以崔呈秀和调查者会下这样的断言，是因为随着京畿一带的工业生产发展，各种新式的、新奇的商品都在市面上不断涌现，这些新商品不是自家做不出来，就是做出来耗费极大，或是使用功能相差太远。
这样的状况迫使京畿居民开始习惯于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并尽可能的将收入变成货币的形式，而不是如同从前一般，费尽心力的将乡下田庄中生产出来的物资送进城来，供一大家子消费。
如此一来，河北的农村开始转向为获取金钱而生产，而不在是为了满足地主的需求而生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让位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一切原材料、制成品其被制造的目的，首先是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不是自家的需求。
地主对于农民应尽的封建义务需求开始缩小，对于农民应尽的地租义务需求开始扩大。而如果继续采用旧式的生产方式，为了掠夺农民除了口粮以外的所有剩余粮食和物资，地主还需要蓄养一批家丁和庄头，以用来威胁和控制农民。但最终地主的所得其实并没有多多少，因为大部分的物资都花费在了这些家丁和庄头身上。
而现在如果转为为市场进行农业生产，那么只要双方能够约定好一个地租数目，那么地主就可以获得货币化的固定地租收入，减少对于家丁和庄头的投入。甚至于可以直接把土地交给某个棉花种植公司，直接拿公司给予的分红或是租金，连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都省下了。
这些头脑灵活的地主将实物地租变成货币收入之后，便将这些货币再投入到股票或是工坊之中，为他们获取比地租更高的利益。而这样的地主也往往把家庭搬迁到了城市里，享受着城市里的各种生活便利和快速信息流通。
应该来说，这样的局面并不是京畿所特有的现象。早在万历时期，江南成熟的商品经济已经极大的解放了土地上农民的手脚，并使得许多地主搬迁到了苏州、松江这样的城市里。只是这些江南的士绅地主过于贪心，明明已经踏入了半只脚在商品经济社会的门槛，却依然不肯放弃对于自家奴婢和佃农的奴役权，这使得商品经济的市场无法扩大化，也就无法产生生产关系和工业革命的变革。
但是在崇祯主导下的北方可不同，从一开始崇祯就很注重于解除百姓同地主、勋贵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让他们尽可能的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为京畿的工业化提供一个农村和市民阶层的销售市场。
以一个村子的百姓为基础的公社，以公社为目标的棉花种植公司，瓦解了北方地主对于那些佃农的奴役权力。并用金钱引诱他们做出身份上的变化，从追逐田地变成追逐金钱的工商业者。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地主都能接受这样的身份变化，在某些价值观已经固定的地主眼中，只有土地才是真正的财富，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毕竟大荒之年来临时，金钱变不出粮食，变不出绸缎和棉布，只有拥有土地的地主才能熬过荒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想法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市场上若是没有粮食、棉布和其他生活物资时，大部分人手中的金钱都等于是一张废纸。但是对朝廷来说，这样的人就需要用政权进行强迫教育了，而这也就是崔呈秀将要主持的工作。
由于刚刚从天津条约中获取了极大的一笔资本，所以崇祯决定对河北这些剩下的地主田庄采用强制赎买政策，或是海外土地的1:2置换。事实上后者几乎就等于是强制流放，不仅将会把地主及其家人驱逐出国，还将取消这个家族在当地享有的一切士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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