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把自己修改过的《民事通则》交给士绅大会讨论时，袁可立还不知道这件事。
不过1日之后，当大明时报把通过的《民事通则》总论全文刊登出来之后，不仅袁可立知道了，就连京城百官也听说了这件事。
虽然袁可立知道，崇祯修改过的《民事通则》内容是什么，他也对皇帝承诺过，会认可这些修改。但事实上，他自己心中并没有把握，被皇帝修改后的《民事通则》能不能在朝堂上获得百官的认可。
毕竟太祖曾经有言再先，擅改律法者，是乱法之奸臣。是以后世各代，虽然认为《大明律》的内容已经不敷使用，无法解决当世之问题，也只是以律法为基础，设立了律例这个擦边球。
所谓因律生例，因例生例，实际上便是判例法，对于大明律覆盖不到的问题，采用了同类型案子的判罚为依据。当然，这种判罚的主旨，还是要符合大明律或是儒学的精神。
袁可立编撰这本《民事通则》，主要还是想要把大明200余年积累下来的民事案例做一个整理，去除掉不具备代表性的案子，同大明律、儒学精神不相符合的判例，还有众多重复的案例。
他希望，最终能给各地官员建立一套可以操作的判例，从而杜绝地方胥吏利用大明繁复纷杂的案例，操纵司法糊弄地方官员，从而激发日益高涨的民怨。
应该来说，这种想法是好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维护了司法的唯一性和崇高性。
但是袁可立编撰这本《民事通则》的时候，主题和目的还是相当明确的，便是维护上下尊卑的封建伦理秩序和地方上的社会稳定。
因此，这本《民事通则》不是削弱了地方士绅的权力，反而是加强了士绅对于地方法权的干涉。毕竟，儒家诸贤追求的最好社会形态，便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
换句话说，便是一切民事纠纷最好能够在地方士绅的主持下，内部调解解决，不要闹上公堂去。实质上，就是把大明县城以外的区域，交给了地方士绅去管理，以减少办公成本。
在崇祯看来，袁可立编撰的这本《民事通则》，在江南这些社会矛盾还算缓和的地区，大约能够解决不少问题。但是在陕西、河南等社会矛盾已经激化的地区，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当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活不下去的时候，什么法律都起不了震慑作用。因此，他对《民事通则》做了一些修改，并加上了：论人的基本权利的总论。
什么是人的基本权利呢？崇祯觉得，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便是生存下去的权利；其次是保卫自己不受侵害的权利，再次是自由思考的权利，及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等。
在总论的结尾，崇祯以这样一句话做了总结，“任何一位大明人，都应当履行其对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如纳税、服兵役等。同时他也同样享有被国家保护，享受以上基本权利之权力。
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民众之间发生的纠纷，一律不得以尊卑身份区别对待，也不得以八议减轻或是免于处罚。利用公职身份、宗室身份、勋贵身份、官员家属身份、主家身份，对他人做出的侵害行动，同样不得引用减轻刑罚的八议。”
看过了这篇总论之后，袁可立就对自己这部《民事通则》能不能通过百官和宗室的认可，大为怀疑了起来。
毕竟，按照这篇总论。大明现在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的削减了。
袁可立虽然认为，皇帝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的确让普通人心生振奋。同以往戏文中说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戏文毕竟只是戏文，只要上下尊卑的礼仪体制还在，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一句戏言。
现在崇祯想要在他的《民事通则》上做手脚，以他的名义来发布这篇总论，试图打破上下尊卑的礼制，建立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也未免太过于高看他袁可立在官员之中的号召力了。
不过，出于对皇室的忠诚，袁可立对于崇祯修改自己《民事通则》一事保持了沉默。不管这么说，这篇总论虽然损害了整个大明特权阶层的利益，但是就其出发点来看，皇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还是在于保护大明普通百姓的利益。
袁可立是四朝老臣，在朝中资格之老，只有寥寥几人可以比拟。他又同东林党人交好，门下几位学生，如倪元璐、黄道周等人，都是东林党人新近出现的中坚力量。
他自认，就算是做了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最多也就是败坏一些名声。但是如果让天下人知道，这是皇帝亲手写的总论，恐怕朝野的舆论就不是那么温和了。
不过当袁可立做好了，在朝堂上被群臣责难的准备时，崇祯却在士绅大会上首先抛出了对于《民事通则》的讨论。
在牛金星等人的鼓吹下，又有袁可立本人的名望，加上这群士绅代表也正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感，处于一种群体性的自我感动阶段。
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就被这篇总论打动了内心，大部分代表在第一时间，就认可了总论中所确立的思想。除了一小部分士绅还是心存疑惑，但是在群情汹涌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站出来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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