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元宵节之后，年前前往山西、河南调查的燕京大学学生们的汇报开始陆续传回了京城，前往陕西的学生因为距离较远，因此尚未向京城回报所见所闻。
但光是从山西和河南境内传回来的学生见闻，已经开始让原本处于朝野舆论中不利局面的粮食管制政策，开始慢慢翻盘了。
虽然这些学生因为成见，并没有为执行粮食管制政策的锦衣卫说好话，但是从他们的文章中已经隐约可见，两地现在容纳的陕西灾民也好，本地贫民也罢，如果不是因为朝廷去年的粮食管制政策，恐怕起码有一半人过不了崇祯元年的冬天。
山西这边倒也罢了，因为铁路修建计划，所以山西现在正大力的扩展伐木、采煤、采矿事业，这些事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山西人对于陕西灾民中的青壮劳动力还是比较欢迎的。
考虑到这一点，山西士绅虽然反感朝廷的粮食管制政策，但还是捏着鼻子接受了朝廷的这一政策，他们做的出格一些的，无非是藏起了部分粮食不出售，想要等到管制政策结束再拿出来。
河南这边的形势就比较严峻了些，虽然河南一向是产粮大省，但是本身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的省份。即便是在平常年份，省内也有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再加上河南除了农业之外，商业和工业都不发达，连仅有的几个煤矿也因为道路运输不便，只能提供给省内一些城市，因此规模不算大。
因此虽然河南的粮价比山西更低，但是陕西灾民的迁入，并没有给河南带来什么利益，反而给河南西北几个县带来了不少治安问题，因此河南百姓的意见很大。
不过这些百姓的意见不是针对朝廷的粮食管制，而是完全针对陕西难民的迁入问题。毕竟这个时代各地最重的便是乡土观念，如果是本省其他地方受灾，这几个县的百姓大约还能容忍灾民带来的不便。
但是如果灾民来自于外省，他们便有些不满了。河南西北几县本身就是比较穷困的山区，这些灾民虽然是朝廷组织下迁移的，但是在迁移途中砍伐树木取暖必然是免不了的。而这些树木有不少便是有主之物，受到损失的物主对灾民迁入陕西不满，也就是正常现象了。
不过朝廷的粮食管制政策，同样给河南的贫民带去了些许好处，把往年冬日到新年的粮价给固定下来了。如此一来，他们今年冬天倒是少支出了一些借贷利息。
进入河南的学生们都非常的担忧，河南境内的河南府、汝州、怀庆府加上开封府西面的几个县，现在已经涌入了七、八万陕西灾民，这还是他们眼下看到的。天知道开春之后，陕西还会不会有灾民继续前往河南。
这么多灾民虽然在河南挨过了冬季，但是开春之后如果没有田地可以耕种，他们在河南便成了流民。这么庞大的流民队伍如果朝廷没有办法安置他们，恐怕河南就要糜烂了。
有几个比较激进的学生甚至上书建议，应当把粮食管制政策再延续一年，并加强粮食搜集的力度。
这些学生的见闻被一一登在了大明时报上，年前还对那些上京申诉的河南士子抱有同情的京城百姓，顿时被这些刊登出来的见闻给转变了态度。
他们之前对河南士子有多同情，那么现在便对这些士子有多鄙视，特别是大明时报在刊登这些见闻的时候，还不时的刊登了几份这些上京士子家族在当地的恶行。
年前平淡下去的，对于河南事件的舆论，很快便再次发酵了起来。不过这次舆论不再是抱有对河南士绅的同情态度，而是带着讥讽和鄙夷。
显然在河南士子同京城的大学生之间，京城百姓更倾向于相信算是自己人的燕京大学学生们。这样的局势，显然对于河南士绅不利起来了。
就连袁可立这位一向深受士林敬重的士大夫，也开始在舆论中渐渐加上了不好的风评。被一些人在私下议论成了，同鱼肉乡里的恶劣缙绅狼狈为奸的伪君子了。
被皇帝安顿在京城，安稳的度过了新年的河南士子们，忽然发觉自己成了京城百姓议论的对象，顿时开始变得不安了起来。虽然他们有心为自己辩解，但是以个人的声音显然是无法同有组织的舆论体系相抗衡的。
更何况，这些文章并不仅仅刊登在大明时报上，还有遍及京城茶楼的说书人每日的反复宣传，很快这些河南士子便放弃了辩解。他们不是纷纷闭门不出，便是聚集在袁可立等河南籍官员的府上，想要求个主意。
在京城舆论还在关注着河南事务的时候，在十王府的股票交易所内，一场秘密的招标会议也结束了。
鲁南、苏北地区20个单位，200万亩土地30年的出租权招募，在这次招标会议上全部完成了。
这场招标会议的结果，远比崇祯预想的更好。京城勋贵取走了6个单位，福王、瑞王、山东的两位王爷，开封的周王和宗室，各投中了1个单位，四海商行同内府各占了两个单位，山东本地商人占了一个单位，还有三个单位则被山西、徽州及江南商人分走了。
招标会投标前，30位投标者已经在中央银行开设的户头各自存入了10万元，10名未中标者退还存金外，20名中标者存入的10万元则直接转为土地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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