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毓祚、章允儒、刘斯琜、王守履、钱士升、钱元慤这些官员在崇祯元年最后一场朝会站出来，所批评的无非就是三件大事，反对崇祯加强军队的建设，反对崇祯鼓吹新学，反对禁中插手商业和商税上的改革。
这些官员以言官居多，位阶大多在五品以下，虽然并不全是东林党人，但都是南方出身的官员为多。
在崇祯看来，这些官员总算是汲取了一年来，他们在朝中斗争失败的经验。这次弹劾并没有把君子小人的说法挂在嘴边，也没有把矛头指向某位执政阁臣，而是直接把攻击目标放在了内阁推行的政策上来。
零零总总站出来附和他们的官员大约有3、40位，还不到参与朝会人员的二十分之一，同去年魏忠贤下台时，在朝会上站出来弹劾他的场面相比，实在是有些冷清。
站在崇祯下方，群臣之首，丹陛左侧的黄立极，看了一眼这些站出来批评朝政的官员，又小心的抬头看了看上方就座的皇帝，他心下倒是颇为奇怪，今天的崇祯为什么会这么沉的住气，居然到现在还没出声叫停这些官员。
感觉自己的糟糕预感应验之后，朱由检反而把有些不安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这一年来，他极力避免同这些倾向于南方缙绅的东林党人发生正面冲突，并不是他害怕了他们。
只不过刚刚登基的他，在没有掌握朝廷的军事、财政和人事权力之前，他能够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皇帝名号。
虽然朱由检打心里开始，就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伦理治国的政策不满意。但是较为讽刺的是，这套伦理纲常却是刚刚上位的他，用来拉拢官员平衡朝政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掌握了京畿的军队，又整顿了内府和东厂、锦衣卫后，就算是曾经的英国公，在京营内也调拨不动一个连的武力了。
而中央银行的成立，终于让他可以绕过了江南缙绅和地方官员，建立了一条商业物资运输通道，可以通过银行直接把江南各地的物资运送到京城或是其他地方去了。
当崇祯元年快要结束时，起码在黄河以北的地区，特别是京城之内，朱由检已经算是完全控制住了局面。而九边中半数的兵力，也已经完全在总参谋部和兵部的掌控之下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只要这些江南缙绅不竖立起造反的旗帜，已经在政治上奈何不了他了，最多也就剩下口水攻击，就像他们今天在朝会上跳出来攻击朝廷的政策这样。
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崇祯，也就能好整以暇的听着，这些官员究竟想要做什么，他丝毫没有打断这些官员发言的意思，就是想要看看，现在的朝廷上，还有多少人是反对自己的。
由于崇祯在这些官员对朝政的攻击中保持了沉默，使得大部分官员都处于观望状态，并没有人出来反驳这些攻击。
但是当这些官员把矛头指向了新学时，一批官员终于忍不住，先崇祯一步，自发的跳出来反击这些官员对新学的污蔑了。
王徵、孙元化、瞿式耜、李天经、金声等本就是新学中坚的官员，大力的的驳斥了这些官员认为新学不过是奇技淫巧，天主教是败坏人心之邪教的说法。
这些崇尚新学，并被耶稣会教士渊博的知识和个人品行所吸引的官员，立刻便举出了大量的数据来证明，新学在水利、天文、军事上使用所获得的好处。
而随着这些崇尚新学官员，引用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推理站出来反驳后，只擅长引经据典进行批判的言官们，顿时变得有些强词夺理了起来。
但是徐光启担任吏部尚书之后，不管他愿意或是不愿意，因为他的特殊位置，使得朝中的一部分官员必然会自动的聚集他的周围来。
作为一个想要借用西方对世界的认识来改造大明，试图从中寻找一条挽救大明颓废的士风和学风的学者，徐光启对于新学的推行是不遗余力的。
这也造成了，想要接近这位吏部尚书的官员们，或多或少的表现出了对新学的喜爱。也许这些官员中有不少人，喜好新学只是当做了往上爬的阶梯。
但是以现在大明朝堂的风气，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一方，必然就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说话。出尔反尔或是两面三刀的人，在大明朝堂上是混不下去的。
特别是这些东林党人行事最为偏激，被他们当做了敌人之后，想要摘下这顶帽子就相当困难了。既然投不投降都是个死，这些平日里围着徐光启转悠的官员自然只能站出来了。就像当年投靠阉党的，朝中非东林党官员前辈一样。
更何况现在皇帝也没有出声，支持新学的官员也未必会输，与其事后被这些站出来反驳对方的官员看不起，倒不如现在站出来斗争一下，说不定还能被徐尚书记在心里。
于是南方官员同东林党人联手发起的政治攻击，很快就变成了新学同理学的学术争论。
虽然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时，首先接受传教士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天主教教义的，都是南方的士大夫，而北方的士大夫接受人数不多。
但是当崇祯登基后，把国子监改为燕京大学，把自然科学知识同耶稣会的宗教宣传分开之后，接受新学的北方士人反而迅速超过了南方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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