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黄立极心事重重的离开了乾清宫时，崇祯让人撤去了面前的糕点，从边上拿出了一张白纸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从笔筒内取过一只已经削好的铅笔，一边在手上绕着，一边在思索着要写些什么。丰川草原上的这一仗，固然让大明上下颇觉扬眉吐气，对于阵亡将士的抚恤，立功人员的奖赏，内阁诸臣也毫不吝啬。
但是崇祯总感觉缺少了些什么，让大明百姓把这场胜利和自己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他想多了，而是他对于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了解了。
明军在辽东被建奴数次击败，丢失了大半个辽东不说。有数万明军将士，数十万辽东百姓死于建奴之手。还有数十万辽东百姓流离失所，数十万辽东百姓沦为建奴的旗下奴。
但是在辽东以外的大明地方，除了一部分文人士子嘲讽辽东明军的无能，和要求追究哪些官员应该为这些失败负责之外，各地的百姓对于辽东百姓的苦难除了些许同情之外，便毫无感觉的正常生活去了，似乎他们听到的这些故事，都是别人家的事一般。
也正因为如此，当朝廷加派辽饷之后，各地的官员百姓，不仅不认为这是为了保卫这个国家需要共同负担的责任，反而老大不乐意的认为，自己是在替那些连家园都守不住的辽东难民出钱。
正因为他们心中如此思想，所以逃入关内的辽东难民反倒成了关内百姓的歧视对象，而江南官员更是把拖欠辽饷，当做了给地方百姓争取福利的善政。
在崇祯眼中，他所面对的大明并不像是一个国家，倒像是一个松散的官僚士绅联盟。每个地区的官僚士绅，只对本地区的公共事务有着一般程度的热忱。对于本地区之外的事务，则表现的漠不关心。
比如在他看过的记录中，河南某县发生蝗灾，该县县官采取的方式，便是号召乡人把蝗虫赶去临县。临县县官为此问责他，这名县官居然嘲笑对方可以把蝗虫再赶回来。
像这种以邻为壑的事情，在大明人的眼中简直是习以为常，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对。单是对崇祯来说，这在后世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神话。“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才是大明社会的正常现象。
崇祯曾经很诧异于这种社会现象，一个把孔孟之道挂在嘴边，几乎每个文人都会念上一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国度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狭隘的地域、宗族、乡党观念。
需知后世的公知精英还在时时鼓吹，要向这个时代学习，恢复乡贤治国的传统文化呢。难道所谓的乡贤，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吗。
百思不得其解的崇祯，选择了后世最为普通的方法去了解，就是派人下到一个县内进行全面的经济和社会调查。
这次社会调查，动用了近百名人手，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获得了近十万页的调查资料。让崇祯对于大明的一个普通县，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了解。
这些调查资料虽然纷纭繁复，但是如果用他所学过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去解析，一个县70%的土地掌握在了该县10%的人手中，该县20%的人掌握20%的土地，该县35%的人掌握了10%的土地，剩下35%的人口就属于没有任何土地的存在。
不管是乡党、宗族还是地方上的公共事务，都掌握在最上层的10%的人口手中。而这些人中的领袖人物就叫做缙绅。
对这些缙绅来说，他们家族所在的这个地方，便是一个庞大的庄园，而县内的人口便是这个庄园内被奴役的对象。
不管他们在自家的庄园修桥补路还是救灾施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让这个庄园能够维持下去。只要这个庄园能够存在下去，他们所投入的一切，都会以各种形式重新收回到自己手中。
但是离开了这个庄园，那就是别人的地盘。别人遇到困难了，他们去支援，是不会得到任何回报的。反倒是趁着别人落难，或是购买土地，或是吸引人口，壮大自家庄园才是正常人的想法。
也正因为如此，限制人口流动，主张礼制纲常的社会秩序，才是这些乡贤们极力主张的圣王之制。
简单的来说，就是上等人永远是上等人，下等人永远是下等人。下等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上等人的生活，如果下等人一不小心繁衍的过多了，就应该乖乖呆在家里饿死，而不是想着要逃离这庄园去寻找自己的活路。
所以不管是道德还是法律，都不过是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建立的枷锁罢了，前者是精神上的枷锁，而后者是肉体上的。
就目前而言，如果不能改变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无法对大明的社会财富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在明末这样社会矛盾激烈的时代，最终人民会自己武装起来，用暴力掠夺上层官僚地主手中的土地，按照他们的意志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对崇祯而言，以他现在的能力，显然是无法以温和的方式，把这个国家的土地重新分配一遍，以缓和目前激烈的社会矛盾。让大明百姓通过认同朝廷政策，从而慢慢转变为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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