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那位母亲一边做饭一边抚摸着肚子，承受着胃痛的折磨。但就算她舍得花钱去看病，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医生能够给她开出的唯一有效药方，恐怕也只有鸦片膏……桌上的炖牛肉吃起来没滋没味，很难嚼得动，但除了牛肉和土豆，桌上就没有别的菜肴了，因为这个季节没有水果和新鲜蔬菜。
在白天还好，到了夜晚，因为蜡烛太贵，绝大多数节俭的劳动人民只能靠着炉火看东西，结果因为光线不好，没看几本书就伤了眼睛——别以为在篝火旁边读书是什么很浪漫的事！他们全家人没有一个看过歌剧、画过油画，或者听过一场完整的钢琴演奏，母亲干脆就是文盲。这个家里的父亲和大儿子之所以还能识字，是因为去最便宜的教会学校上过几年课，但除了会读圣经之外，连基本的乘除法似乎都没有掌握。
他们的家距离首都伦敦只有二十五英里，但全家人只有父亲乘坐公共马车去过一次伦敦城，而且来回的旅费开销花掉了他一个月的收入。其他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十英里。全家每个人都有足够御寒的亚麻衬衫和羊毛外套，但都在潮湿的天气里长满了虱子。家里也没有床，而是用铺在地上的草垫来代替。
这就是十八世纪末不列颠乡村劳动人民家庭的一般生活条件，足以令一切现代人望而生畏。
当然，上面那是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作为乡绅之家的小姐，班纳特五姐妹原本是不会过这种日子的。
在十八世纪末的英格兰，所谓的乡绅，一般是指那些只靠祖传的产业盈利就能生活得很好，从来不工作的人。他们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牧师、官员或政客，而是彻底的剥削阶级。他们每天什么工作都不做，甚至把工作视为耻辱，只是在每年四次的结账日之前，把自己的账单结算一下就可以了，平时就是喝茶、跳舞、社交、吃饭、喝酒、读书、赌博……堪称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寄生虫。
当时的英国乡绅大部分是地主，但因为大不列颠岛并不是很适合农业发展，国内的肥沃土地有限，所以另一些后来发家的乡绅买不到合适的土地，于是就把祖产换成现金存放在银行里吃利息，或者是一些比较可靠的债券、基金、股票之类，依靠每年的盈利和分红来过日子。在十八世纪末，英格兰国内每一英亩土地平均每年大约获益一英镑，而银行、股票、基金、债券等的利率大致都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而更高利率的股票和债券则通常属于风险投资，很可能会赔个精光，性格谨慎的人都不敢轻易把身家押上去。
班纳特一家之中，班纳特先生每年有两千英镑的地租收入，即代表他起码拥有两千英亩的地产。他太太的嫁妆是五千英镑，存在银行里每年的利息按百分之四计算，就是两百英镑，这就是说他们全家在完全不工作的情况下，全部的年收入是两千两百英镑。在当时的全英国财富排行榜上，绝对在前五千名之内——要知道，那时候距离大英帝国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还很远，全英国只有四百户人家的年收入在五千英镑以上，而年收入一千英镑以上的家庭也只有七千户。好几个拥有世袭领地的伯爵，一年收入还不到一千镑。
而且，比起中国那些不得不雇佣大批狗腿子，每年下乡找佃户收租的地主土豪不同，像班纳特先生这样的英国地主更加聪明，也更加偷懒，连自己的土地也不去经营，而是签署合同转包给了一个代理人，或者说某位农业资本家，从而转嫁了一切麻烦和风险——哪怕承包者经营不善破产了，班纳特先生也还可以找担保人要账，然后把土地转包给下一个农业资本家。如果承包者经营得当，获利丰厚，那么班纳特先生则可以在合同到期、对方续租的时候乘机抬价，提高地租来分享好处……简直就是一个小号李嘉诚……
所以，按照伊丽莎白最初的想法，她们有着这么多的财产傍身，生活情况怎么也不会沦落得太惨才对。
但遗憾的是，她忘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上述这些都是班纳特夫妇的财产，而不是她们五姐妹的财产。
事实上，不要说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就连班纳特太太存在银行里的五千英镑嫁妆，她们都动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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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眼下的班纳特夫妇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处于失踪状态。
其次，班纳特夫妇也都没有留下遗嘱，规定在他们失踪或死亡之后，到底该怎么安排家产。
而按照此时英国的惯例，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么一般人都要失踪满七年之后，才能宣布死亡。
——之所以会把从失踪到宣布死亡的时间设定得这么长，是因为当时正处于大英帝国殖民全球的开拓阶段，数不清的不列颠男儿正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扬帆闯荡。而当时的通讯条件又比较落后，没有无线电，寄信也天晓得能不能到达。某人出海几年，家中音讯全无，都是常有的事。如果不这样立法的话，那么就会经常出现某位倒霉的船长、军官或者商人，从印度、非洲或美洲历经无数艰险，风尘仆仆地远航归来，却发现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宣布死亡，妻子被赶进修道院，而财产则被某个远方亲戚继承的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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