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明朝毕竟树大根深，不是轻易能扳倒的。新任三边总督洪承畴以铁血手腕治军，极端残酷地大肆屠杀饥民，终于一度扭转了陕西乱局——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跟成吉思汗很有共同语言，对于西北乱民如麻的糜烂时局，他的解决对策只有一个字：杀！把人都杀光了，天下就没事了！
崇祯四年上半年，洪承畴打赢了河曲之战，杀了陕北流寇总盟主王嘉胤，之后又逐步清理了陕北的其余各路流民军，无论壮丁还是妇孺老弱，一律杀光，逼迫得他们在陕西无处存身，纷纷渡河窜入山西。
结果，在陕西“匪患”逐步平息的时候，山西的局势却是越来越乱。到了崇祯五年的春天，至少有二十万流寇活跃在吕梁山、太行山之间，山西、河南、北直隶三省不少府县全都饱受滋扰。
但此时的北京朝廷忙于应对辽西的大凌河之战，以及又一次破关南下的鞑虏偏师，之后又要对付登州叛变和山东闻香教大起义，非但没办法从别处组织援军，增强山西的兵力，反而还得从山西抽调兵力勤王和援助其它战场……而这些兵力多半都一去不复返，导致山西的防务变得异常空虚。
于是，云集在山西各处偏僻山区的数十股陕西流寇，便聚集起来进行会盟，商讨下一步的进攻方向，结果却是互不相让，最终只得分兵两路，各自展开了大行动。其中一路由王嘉胤死后的新任盟主王自用率领，从吕梁山南下河南，招募黄泛区的灾民壮大声势，准备一口气席卷中原。另一路流寇集团则推举自号“闯王”的高迎祥为首领，准备倾尽全力强攻省府太原，夺取囤积在城内的大量粮饷物资。
另一边，当时的山西巡抚许鼎臣，比起三边总督洪承畴差了太多，总的来说是个自诩为兵法天才的水货——为了平定流寇，他想尽办法从陕西、甘肃、宁夏拉来了一些兵马，光是总兵就有三个，却完全没考虑这些互不统属的部队如何配合，也没准备好后勤供给，好像这些外省官军只靠喝西北风就能打仗似的。
更糟糕的是，这位许鼎臣巡抚因为读过几卷兵书的缘故，还跟后世苏联派到中国工农红军当顾问的李德同志一样，喜欢坐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巡抚衙门里，对着错误百出的古代地图排兵布阵，把部队整天调来调去，指挥得乱七八糟，往往还没等他布出个形状，官军就已经走路走得累垮了，而流寇也杀上门来了。
最要命的是，此时正值太原守军因欠饷而哗变，继而爆发内讧，从城里到城外杀得人头滚滚。高迎祥却率领五万流寇突然杀到，一片混乱的官军顿时土崩瓦解，太原纵有高城固垒，也是无济于事……
崇祯五年七月初八，陕西流寇攻破太原，山西巡抚许鼎臣悬梁自尽，晋王朱求桂在举家逃亡途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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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一众喽啰的欢呼声，闯王高迎祥像往常一样，穿一身青布箭衣，披一件灰色斗篷，戴一顶北方农民喜欢戴的半旧白毡帽，骑着一匹乌驳马，在数十名身披铠甲的老营亲军的护卫下，缓缓走进了太原城。
在崇祯五年七月的时候，高迎祥这个所谓闯王的日子，也还过得远远谈不上好，经常被官军追杀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连个稳定的山寨都没有，整天钻山沟流窜作战，时常还要亲自冲杀在前，自然讲究不了什么吃穿排场，至于张罗仪仗就更谈不上了——以至于他进城的时候，很多城内的老百姓还完全不知道。
当然，高迎祥眼下也不会在意这种虚活儿，而是把心思全用在了太原城缴获的战利品上。
——此次流民军破城的速度甚快，太原城内大多数缙绅都还没来得及转移家产，虽然也有一些富绅地主利用城破前后的混乱，携带金银细软举家逃了出来，但高迎祥早已在城外安排了骑兵队巡逻，结果这些豪富之家的男人送了性命、女人沦为玩物。金银珠宝都等于打好了包，拱手奉送给闯王做了军资。
而城内的收获更是可观，在攻破太原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不停的有一队队的骑兵将在晋王府、巡抚衙门、知府衙门和其他各处官员、仕绅家中抄检出来的钱粮运到太原城外，根据粗略的统计，光是粮食一项，便可以让十万人吃上一年！至于缴获的白银，更是多达六百万两以上，此外还有黄金三十万两，铜钱不计其数——在明末时代的中国，除了以东林党为政治代言人、依靠海上贸易发家的江南缙绅富商集团之外，还有一个以边塞贸易发家，虽然政治影响力稍逊，但论财力几乎可以等量齐观的晋商集团。当然，晋商最核心的大本营不在太原，但作为山西的省城，各路晋商在太原的存银也不少，这下全都便宜了陕西流民军。
然后，各家大户缙绅收藏的绫罗绸缎、玛瑙珊瑚、古玩字画、善本书籍、绝版碑帖、历代古鼎、玉石翡翠、瓷器漆器，更是缴获了不知道多少，可惜在乱世之中不太容易变现，恐怕卖不出太高的价。但即使是只算粮食和现钱的收获，就已经让多年来受穷挨饿的高迎祥等人，一时间高兴得快要找不着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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