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惊之后，诸位东林君子们便纷纷出谋划策——既然东林党素来标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么对于这等动摇朝廷社稷、威胁国朝安危的大事，自然是不能无动于衷，于是纷纷声称应当发动朝中的亲朋故旧上书进谏，让朝廷提防福宁军叛乱，同时禁绝与澳洲人的贸易……
但问题是，众人眼下都只是“风闻言事”，连提出此事的钱谦益，也支支吾吾地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仅仅凭着几句空话，就要弹劾福建总兵黄石谋逆，显然是不太够的。再说，钱谦益固然在东林党内德高望重，但只是因为他的几句话，就要大家都服从号令，发动自己的人脉和势力展开行动，也还是办不到的。
——作为江南地主富商集团的政治代言人团体，东林党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不正规组织。这些“正人君子”固然多次在朝廷上同仇敌忾，跟阉党、武将、勋贵展开激斗。但各种党同伐异的内部倾轧也不少，而且同样相当酷烈——谁知道这一回钱谦益是不是撕下了温厚长者的面皮不要，设了个套子让大家钻？
毕竟“澳洲髡贼”远在千里之外，万一实际上是人家钱老在胡说八道忽悠大家，那可该怎么办？
所以，在一时愤慨之后，诸位君子便回过神来，表示此事关系重大，需要细加查访，从长计议……然后，这些整天闲着没事的士子，便闹哄哄地推举出两路“查访使”，一路由杭州纨绔张岱带队，去福建察看福宁军有无谋反迹象——张岱的家族在闽浙两省都颇有势力，可以沿途提供照拂和方便。
另一路由远行经验丰富的桐城名士方以智为首，前往更远的岭南去实地查访，亲眼一观“髡贼军情”——在崇祯年间的江南士林，桐城才子方以智乃是相当著名的“消息灵通人士”，从市井到朝堂皆有交游，其朋友之多、人脉之广，在东林党内首屈一指，堪称是“江湖百晓生”一类的人物。虽然他同样没去过岭南，但长途旅行的经验却是最丰富的，单从里程长度上看，甚至不比“明末第一驴客”徐霞客差多少。只不过徐霞客去的都是深山老林、荒郊野岭，而方以智则主要只是在各处繁华城邑之间往来罢了。
而方以智也是对此欣然从命——近年来，他见识了不少奇妙的澳洲货，又在士林聚会中常听几个岭南士子谈起广州城里这两年由“髡人”带来的各种“澳洲景”，对此颇为好奇与向往。尤其是广州“紫明楼”里面那些只应天上有的享受，更是让他羡慕不已。可惜广州与桐城之间隔着半个中国，相距实在是过于遥远，所以一直无法成行，只能到杭州的“紫明楼”分店来过过瘾，领略一下那种异于中土的声色之娱。
如今却终于有了机会去广州看一看正版的紫明楼，亲眼欣赏一番那位“澳洲名妓”裴莉秀的绝世风华，甚至找几个“澳洲风”的窑姐儿，享受一下传说之中“澳洲秘戏”的滋味，又岂能不让他趋之若鹜呢？
于是，方以智就带着一帮标榜着“为国家社稷不惜殒身”，实则整日饱食无事，想要寻找些新鲜乐子的东林士子，浩浩荡荡地从杭州南下了——尽管他们完全没有当间谍的经验，也不知道要如何体察民情、收集情报，但在这些“才子俊杰”们想来，只要他们一起出手，天底下就没有办不到的事！不过是一个粗鄙武夫和一伙狂妄蛮夷企图联手作乱而已，难道还能斗得过血统家世尊贵无比，势力遍布朝野的“东林君子”？
——虽然后世的科学研究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任何一个方面的能力上，遗传基因都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可是，无论是在明朝这个封建社会，还是在后世的工业社会里，依旧有很多人觉得血统论在一切范围内都能够起作用。自然而然的，作为高级衙内和资深官N代的东林党诸位士子们，也普遍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天然地应该享受各种特权，并且事事都注定能遂顺如意。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东林党和江南复社这两块名震天下的招牌，确实是在整个南方都很好用——依靠大票锦衣豪仆的护送与伺候，在沿途官府和大户的殷勤接待、争相宴请之下，自我感觉空前良好的“东林党旅游团”一路游山玩水、吃酒听戏地“逛”到了广州，沿路各种宴饮诗会接连不断，很是风光一把。
等到抵达广州之后，他们又遇到了几个从海南岛逃过来的大户子弟，都是因为“通匪”、“抗税”、“隐匿田地”等罪名，被临高元老院的“工作队”给搞到家破人亡，只得弃家出奔的。他们跟“澳洲髡贼”之间，那当真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自然是绝对不会说澳洲人的半句好话。
于是，在听了这些“***余孽”们对“髡贼”颠倒黑白添油加醋的一番哭诉之后，诸位东林士子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对“残害良民”的澳洲人印象大坏——在明末东林党的主流思想之中，不是所有老百姓都能被称作“民”的，那些佃户和工匠不过是下贱的牛马，寻常商贾则好像待宰的猪羊，甚至连武将士兵都被看成奴隶，至于乐户、丐户等贱籍，那根本就不属于人类的范畴……而方以智虽然在社会各阶层交游广泛，没这么夸张的等级观念，觉得这些逃亡者的言语恐怕不尽不实，但那髡贼既然对缙绅大户都是如此横征暴敛，对小民百姓就更是不知道该如何残酷了，恐怕整个琼州都已经被搞成人间炼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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