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置身牢笼，阿桂也没有闭上眼睛，他满腔热血地注视着国中局势的变化，希望能看到满人安然存族的一条明路。
遗憾的是，几年看下来，他只看到绵绵不绝的争斗。
永和十五年，“大同新义”在建州朝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大同社在各地揭竿而起。鉴于上层鲜人与满人一同居于统治者地位，而下层贱民中的“汉人”也容纳了众多异族，各方力量汇聚在一起，使得大同新义开始脱离单纯的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为主。
受族争论的启发，大同新义将人世格局描述为你死我活的阶级之争，李方膺乃至李肆都没有预想到，《人衍资本论》会这么快地成为造反者的指导纲领。
这一波大同社的革命浪潮，不仅致力于推翻官府统治，还开始摸索着建立“大公无私”的人间天国。所有物品归公，男女分营，一切由上级安排，物资供给的配给细致到一根针。
这股革命浪潮由咸镜道而起，短短时间内就席卷邻近三道，兵锋直指平壤，建州朝鲜的统治者们慌得人仰马翻。高起领兵出征，阻义军于咸兴府，局势稍缓。
此时永和皇帝和鲜人官僚集团不得不正视国中危机，开始认真考虑早前阿桂的策略，但高起却悍然以权柄压下此议，还杀了不少跳出来建议跟韩国和英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满鲜官员。
永和皇帝和鲜人官僚集团自此视高起为眼中钉，而当高起将这一次起义浪潮镇压下去后，他也成了被镇压的一方。
对比高起的败灭，阿桂算是幸运者了。永和皇帝之所以能轻易解决高起，是因为高起的两个儿子，高澄和高挚也在争权。高澄自认为是长子，理该继承高家权柄，视自己为高起第二。可高挚却认为自己跟皇帝多年相处，是自己护着皇帝过来的，高家的权柄来自皇帝，他才更有资格代表高家。
高澄坚定站在父亲一方，高挚不知是理念之差，还是权柄之嫉，最终站在了永和皇帝这一边。当高澄被高挚领兵秘捕时，仰天咆哮道：“高挚！你枉为高家子，枉为我胞弟！”而高挚却冷笑道：“这话该我来说才对，谁让你要跟父亲一起挡万岁爷的路？”
当阿桂听说高起高澄父子被圈禁，半月后“病故”的消息时，也忍不住怆然唏嘘。多年前，他与高起携手，将永和皇帝从盛京带到了朝鲜，建起了建州朝鲜一国。而高澄高挚兄弟也一内一外为此壮举立下大功，事迹不仅留于史书，还被写成戏文传唱，为了权柄之争，却落到这般地步。
永和十六年，建州朝鲜的权柄终于落到了永琪和高挚这一对年轻君臣手里，两人也豪情满怀地依照自己的构想，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阿桂作为顾问，虽被放了出来，却还是受两人忌惮，没有给予任何实权。
出于存族大义，阿桂没有抱怨，也没想过报复，还是尽心为建州朝鲜谋划。在他的指导下，建州朝鲜终于开放国门，在面上摈弃了族争论的大义，宣称要与周边各国和平共处，同时拐弯抹角向英华输诚。当然，对内依旧高举既有大义，继续严苛镇压大同社等反叛势力。
建州朝鲜开了国门，各国商人自然就一拥而入了，而英华商人财大气粗，为建州朝鲜上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金钱商货。这三年来，华人别于“汉人”，即便是国中最尊贵的满人，也毕躬屈膝相待，因此就有“一等满人二等满，三等蒙藏四等鲜”的说法，至于最低等的“汉人”，就如天竺的贱民一样，根本不必提。
国门一开，建州朝鲜的局势并不就此风平浪静。受益于开放政策的并非是单纯的满人阶层，而是实际经手来往贸易的满人和鲜人上层。保守派满人由此爆发不满，再度蠢蠢欲动。而受英华商货冲击，活不下去的鲜人“汉人”的反意也更为炽热坚定。
正是看到这样的危险，已经清醒的阿桂带着家人，于永和十八年潜逃到了韩国。
在范浦归的海船上回首往日迷梦，阿桂彻悟，满人从来都不是一体的，而离开盛京之后，也再没什么满人了，为了权柄，为了生存，满人早已沦为蛊中毒虫，来来回回厮杀，旧日不复。
不敢继续呆在韩国，更不敢投向中原，万里之外的东洲，也许能成容身葬骨之地吧。
历够了争伐的阿桂这么憧憬着将去的地方，即便照范浦归所说，要沦为戴罪之身，他也无惧了。
海船一路向北，海风渐渐转冷，就在平壤，血雨腥风更让人冷彻心肺。
“太祖靠十三副甲起兵立满洲，真正的满人就是十三副甲的后人！所有冒称满人的野人都该脱掉满人的皮，降为旗人，受满人管领！”
永和十九年五月底，就在阿桂出海前后，以满人正宗自居的保守派满人起兵了，他们不满国门大开，失了跟南蛮敌对到底的大义，当然更不满国门大开，好处却没落到他们手里。因此鼓动驻平壤的城卫军和宫廷禁军起兵反乱，所举旗帜还是血脉论，要整肃满人血脉，铲除那些出身贱族，蛊惑皇上的奸臣宵小。
乱兵主力没进皇宫，反而冲向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高挚的宅邸，这事就有些怪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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