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觉得，李肆那一国，已是被贪敛商贾给完全把控了。四年前定下《浒墅和约》时，他还很担心江南局势，抱着能收一日钱粮就算一日的想法，胆战心惊地日日攒着。
四年下来，这种忧虑已经烟消云散。国库中的四千万两白银是怎么来的？最初搞掉江南盐商大赚一笔，这些银子一半多都用去补窟窿了。之后靠火耗归公，把地方杂派收上来一部分，再压低了地方存留，每年能多结余二三百万两。
最大的新收还是来自江南，眼下他以半国之地，居然能将国库年入推高到四千五百万两，结存四千万两，靠的都是江南。
想到江南，雍正就觉得，李卫很懂事，李煦很有用，李绂很忠心，眼下江南局势，就是这三李经营出来的。江南钱粮不仅没少，还因南北商贸兴盛，在商税上每年多出四五百万两收成。
李卫离开江南时，提出了一项国策，要与南蛮在江南“共利”。四年后回首，事实证明，李卫眼光很长远。李卫认为，南蛮对江南的最大谋图还是通商得利，得土不过是李肆和一些读书人的想法。南蛮一国是商贾立国，李肆和那些读书人，怎么也不可能拧过商贾的大腿。因此只要在江南跟南蛮商贾一同谋利，不仅江南无忧，大清还能从中得利。谁都明白，商贾无国无节，只要有厚利，爹娘儿女都能卖。
李卫的建议，由李煦传递给南蛮商贾，再由李绂在江苏试行，确保大清能从中得利。
李绂汇总朝廷、地方以及南蛮商贾的诉求，提出了名为“厘金”的解决方案。“厘金”一策，最早能追溯到前明商税，也就是抽商货总值的百分之一为税。这只是极为表面的总称，此策实质是要求商贾跟大清朝廷、地方共利，对原本密布于江南，分属朝廷、地方的哨卡商关进行利益整合。
“厘金”原则有三条，第一，放开商货流通的限制，做大盘子。第二，大家都来收，大家都得利。第三，设立统一的“厘金局”，协调收钱各方。
在李肆前世，“厘金”是因太平天国之乱，清廷的中央财政接近崩溃，不得已将商税权下放地方，由此开启了地方割据之门。而在英华崛起的时代，因江南为双方分有，清廷不愿就此对江南商业放手，基于“互利”原则而实施的一项“积极财政”。
雍正由此获利，此策的害处，他看不到也不想去看，反正江南已是“身外之物”。而最早提出“共利”之策的李卫，也因此策施行而稳住了他与周昆来联手办的江宁盐代生意。李煦当然更成为南北双方的沟通枢纽，坐享生丝绸缎来往贸易的厚利。
至于李绂，一方面因创立此策而获雍正赏识，在雍正七年晋升新的江浙总督，统管江苏浙江两省，另一方面，手握两省厘金局，也成为在江南呼风唤雨，实权远大于昔日督抚的地龙。
厘金局为照顾省府州县利益，只有三成上缴户部，不照顾不行，因为厘金所涉商货来往，都是地方估价，地方报单，收多少地方说了算。朝廷要收大份子，地方虚报瞒报的动作就更大。这也就是说，两省一年数百万的商税，三分之二都在他李绂的掌握中。
三李定了江南局势，这是文官层面，而武将方面，雍正当然不敢对江南完全放手。原本的浙江巡抚范时捷，在浙江厉行文狱，深得雍正信任，调任江宁将军，遮护江南最重要的枢纽江宁。另调觉罗杜叶礼任京口将军，驻防镇江，遮护江南北屏，跟范时捷互为呼应。
而杭州将军年羹尧……是大清跟南蛮对阵十来年里唯一能对南蛮有威胁的，雍正不得不用，但也不敢大用，就让他继续蹲在杭州，只要他不投南蛮，就算暗有自立之心，但能给南蛮捣蛋，雍正也都认了。
“年羹尧此人绝不可留！不杀他，大清气运难保！”
映华殿，雍正跟茹喜谈到江南局势，茹喜再度开口。
“终究是女人家，军国大事懂得太浅，对这年羹尧，她已是犯了心魔啊。”
四年来，茹喜坚持不懈地劝谏雍正解决掉年羹尧，雍正早就听腻了，心中如此嘀咕着。
可他也没有训斥茹喜，只是哈哈笑着敷衍而过。对这茹喜，他是越来越信任。茹喜一直密切关注南蛮事务，很知南蛮根底。也是由她的建议，雍正才能张罗到西班牙教官，才能从南蛮那边走私用来造炮的好铁。甚至雍正也在户部之下建了金融司，开始学着南蛮管制票行那般，推着晋商徽商等国中商贾起步，在他们身上获利。
见雍正对这个话题已无兴趣，茹喜无奈地低叹一声。
午后的慵懒春光透过玻璃天井而下，映在茹喜的面颊上，虽已年近三十，但如花娇颜却没一分枯萎，反显得润泽如玉。雍正就觉心头沙沙一痒。
“可惜……终究是那李肆沾过的人。”
这个念头又如梦魔一般升起，刚昂扬而起的老二也软了下去。
败兴地离开，正要出映华殿，迎面却见另一个俏丽女子，他认识，茹安，茹喜的侍女，因茹喜得宠，她也得了常在之位。
茹安此时二十四五岁，正是鲜花绽到最艳之时，一股热气在雍正下身转着，再难压下。茹喜他不愿碰，而这茹安虽也是李肆沾过的，却只是个奴婢，正合适当茹喜的替代品，用来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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