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官府下乡……
调整广东全省行政架构，去掉直隶州厅的编制，全以县代之。每县按地域和人口密度分划若干个乡镇，散而广之地为乡，密而聚之地为镇。而像广州府这样的城市，则分设几个区。
乡镇区只是称呼，并无其他不同，每乡镇区都设立名为“公所”的衙门，经办具体事项。
众人听这头一条就懵了，这就是将官员规模扩大若干倍！
最大的问题是，钱粮怎么来？
钱粮怎么来？这个问题可不能简单看官员俸禄，历代王朝给地方定了若干编制内官员，由中央财政供养。可那点可怜人力完全不够治理地方政务，都是靠着“杂派”，也就是地方税来解决。
中央对地方有诸多治政要求，以便能实在掌控地方，包括文档籍册，民间事务管制，这都要人来管，但又不解决经费，这实际是中央认可地方要自己收税。可基于大一统、强干弱枝以及绝不多事等等儒法治政理念，中央也不愿跟地方明确划线，由此可以随时一张纸就将地方税卷走。
如果将这些杂派填实到地方，跟地方财政分割清晰，钱粮问题，自然好解决。
其他人则担忧，会不会压得民人更觉艰难？更有人直接跳脚道，宋时就有冗官之祸，这一策是谁献的？祸国殃民嘛！
李肆摇头感慨，儒法之念深入官心啊。
他止住了沸腾的人声，说出了第二策，官吏一体。
众人都不吱声了，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但李肆这一招，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结合刚才的第一策，就能看出，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诸如回避、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他们担心，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
“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这一点李肆很坚决，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他也要强行推动。
“我英朝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当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种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
有人还是不理解，说民人各安其份，这天下就和乐融融，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
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
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专制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动乱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
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李肆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广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
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李肆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
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
李肆要丢下乡的官员，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
以李肆要设立的公所为例，都是些什么官？驿正，负责民驿传递。学正，负责蒙学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医正，管基层医疗，巡检，管治安缉捕，法正，管法律宣传和“公告”，类似以后的检察官。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所主薄，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的讲解，本地民情联络和上呈，一是户籍登记，一是监察其他官员。此外还有农正和商正，农正管农业规划、技术推广和田亩核查登记，商正则是推动工商发展，核查登记本地工商户，这就是李肆规划的公所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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