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八年的五月二十二，幽州城北、高粱河的西南方向一片喧腾，殿前司和锦衣卫亲军司的部队正式移营到了这里。
契丹的北院大王耶律屋质率领大军于前一日通过得胜口，兵锋直指幽州。虽然他一边对外号称二十万铁骑，一边派出大量的远拦子遮蔽战场，但是并没有给郭炜造成单方面的战场迷雾。
郭炜的前世基本上就没有接触过战争和军队，一直到这一世亲掌锦衣卫亲军，才算是有了军旅经验。不过他怎么也算是资深军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啦，情报的重要性啦，这些都不需要兵书的教诲才知道，所以打一开始他就极为重视斥候部队的建设和战场情报的多渠道获取。
因为马匹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因为人员骑术的问题，周军的马军在战斗力上多少是比契丹的精锐骑军要差一些的，具体到马军中的精华——斥候上面，周军的斥候确实比不上契丹的远拦子。不过单兵战斗力不足就用组织性和技术水平来补强，这始终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一方可以自由选择的办法，周军同样是如此。
作为一个新兴的有志于混一天下的政权，周朝的政权组织性和军队组织性正处在蒸蒸日上的时候，远非那种王朝末年组织崩溃的景象，依赖中原王朝自身的堕落而在组织性上得擅胜场的游牧和渔猎部落根本就没得比。更何况周朝现在有了郭炜这个穿越人士，自小接受的教育就特别重视组织性纪律性，也实际接触了解了大量的工业化社会提高组织力的手段，于是在人力物力财力许可的情况下，不少在工业化社会当中行之有效的手段被移植了过来。
好在这个时代的中原农业社会水平已经是极高，人口规模也足够大，在金字塔的顶端移植一些工业化社会的管理技术难度并不算高，相比因此获得的进步其代价也值得支付。
至于说到技术水平，汉朝的时候汉匈之间曾经有过巨大的技术鸿沟，反映到时人对双方战斗力的判断上面，就是汉兵对匈奴兵可以以一敌五。可惜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进步还是稍嫌缓慢了一些，而从文明发达地区向文明落后地区的技术扩散终究是难以遏制的，更不要说唐朝那些个好大喜功的皇帝还主动地搞了技术转移，再加上儿皇帝的割地和称臣纳贡，靠着幽州地区的技术输血和儿皇帝的财力输血，契丹比起中原的差距已经不算是很大了。
其实就算是在政权和军队的组织性方面，有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赵思温、张砺直到现在的上京留守高勋这些汉人的竭诚奉献，契丹也是在大踏步地接近中原，起码是在最中枢的那些地方与中原的差距已经开始显得细微了。
具有游牧部落在骑兵上面的传统优势，在政权和军队的组织性以及技术水平方面又极端接近中原，还在儿皇帝的手里拿到了进出中原的锁匙——幽州地区，契丹比起匈奴、突厥来，对中原显出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这种威胁其实从唐朝中叶就开始了，不然安禄山也不可能因为各种真的假的边功领有河北三镇，而自后梁以来，中原政权对此更是犹如芒刺在背，到石晋向契丹割让长城沿线十六州以后则达到了顶峰。随后就是不愿意再称臣纳贡的石重贵兵败北狩，刚刚在澶州力敌耶律德光而预演了六十年后的澶渊之盟，却又没有对契丹的岁币和议，石重贵本来还是有着轻喜剧的前景，却因为盲目北伐和盲目信任前线大将杜威而酿成巨祸。觊觎石敬瑭道路的杜威在阵前率全军投降，已经把卫兵都派给杜威的石重贵就只好在东京提前体验了一把真实历史中将近两百年之后才发生的靖康之变。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没有郭炜的，郭宜哥死于后汉末年的乾祐之乱，郭荣的北伐遗志无人继承，等到篡位的赵氏兄弟因循着王朴的《平边策》安定内部、扫平南境之后，已经是十八年过去了，幽州从出生起就习惯于契丹统治的人又生出来一代。再加上赵二这个夯货的机会主义盲动和令人吃惊的不知兵，宋朝的第一次北伐以惨淡收场，百战打造的精兵强将损失惨重，幽州从此成为压在中原政权头上的梦靥，河北的汉儿豪强也从此成为南征的急先锋。宋朝北伐失败和清算前朝边将的行动，把郭荣北伐时已经收取的一大半易州丢掉了不提，到了宋真宗的手上，郭荣收取的三关居然还要他向契丹贡奉岁币再来买一遍，原本是富庶的河北地区也为了防范契丹骑兵而被迫变成塘泊纵横的纵深防御体系。
幸好在这个世界里面郭炜来了，他替换了郭宜哥，躲过了乾祐之乱的大难，也接过了郭荣的遗愿。虽然郭炜其实是郭威的粉丝，但是要论起在这个世界上谁最懂郭荣，那还得是郭炜。
唐末以来的中原丧乱，使得这个时候的读书人普遍因循苟且，能够在这种乱世之中自保并且得享富贵、还可以在不给自己带来困扰的时候小小地维护一下他人的不倒翁冯道，就是这个时代读书人的榜样和道德典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面，因郭荣而起的王朴已经算得上极为锐意进取而且有才干，为政短短几年就被看成一时名臣，就是这样锐意进取的人其见识也仅仅局限于《平边策》了，也就难怪后来人不能越此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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