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这仅仅是启动资金。
在顾祝同提交给国民议会的预算报告中,这笔钱主要用在基础科研项目上,其用来启动与载人登月工程有关的关键科研项目,以确保载人登月工程能够顺利展开,并且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
从这个角度看,载人登月工程就是个无底洞。
顾祝同到国民议会做预算报告的时候,就有议员问到,实现载人登月,总共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当时,顾祝同只给出了一个大概的答复,而且是最乐观的答复,即五百亿华元。
显然,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让在野党的议员难以接受。
在辩论的时候,一名中华复兴党的议员就明确提到,哪怕五百亿华元能够把宇航员送上月球,这笔钱花得也很没有价值,因为把这笔钱花在其他地方的话,能够为国家与民众带来更多的好处。当时,这名议员就提出,让载人登月工程下马,把计划用在载人登月工程上的资金用来完善国家道路交通网,实现铁路电气化,并且修建贯穿全国的四横四纵八条高速公路。
事实上,五百亿华元,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显然,实际花费将远远超过保守估计。
关键就是,载人登月工程所需的技术大大超越了这个时代。为了弥补技术缺陷,就需要投入海量资金,用笨拙的手段来实现同样的效果,从而绕过技术壁垒,确保整个系统能够技术运转。
比如,当时的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就离实现载人登月有很大的差距。
为了绕过这个技术壁垒,就只能采用相差了一个时代的落后技术,从而导致与之相关的系统严重超重。比如,为了弥补计算机运算能力的缺陷,不得不采用机械设备来实现类似的功能,而用在飞行控制系统上的机械设备的总重量高达三百多公斤,而如果有足够先进的计算机,系统重量能控制在十公斤以内。
说白了,当时中国的载人登月工程,几乎就是靠蛮力搞上去的,或者说是用金钱做基础堆积起来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前面提到过,如果从经济可行的角度出发,即便到二十一世纪,载人登月的技术都没有完全成熟,即没有经济效益可言。
所幸的是,在冷战期间,所有战略项目都是政府工程。
政府工程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济效益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说白了,很多政府工程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载人登月工程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冷战期间类似的政府工程数不胜数。比如,中德两国一直在比拼建造摩天大楼的速度,以及摩天大楼的高度。又比如,在法国人顾拜旦开创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中德就开始在竞技场上展开全面较量,冷战期间的每一次奥运会都是中德两国奖牌数量的比拼大会。即便谁得了金牌,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没有半点关系,但是每当本国的运动员得了金牌,特别是击败了对方的运动员得到金牌,国民总会异常兴奋。
这些烧钱的政府工程,一直贯穿整个冷战,可以说是中德冷战的主要标志。
有趣的是,不管政府工程烧了多少钱,只要能够成功,就肯定能得到国民支持,甚至是花钱越多,越能得到国民支持。
这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一个整个国家都处于癫狂状态的时代。
同样的,这也是一个奇迹频出的时代,更是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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