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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存瑞只有四十八小时,他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做出选择,要么批准、要么驳回。
按照中国的法律,如果席存瑞没有在议案获得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保持沉默,议案将自动打回国民议会,由国民议会进行再次表决,而国民议会在已经对这份议案进行了三次表决。
也就是说,席存瑞保持沉默,等同于启动弹劾程序。
在这四十八小时之内,席存瑞必须为最后的希望而奋斗。
十二月七日,在中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对出兵危地马拉的提案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表决。
显然,这是获取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的最后机会。
表决开始前,周润康做了最后的努力,而且把希望放在了土耳其与希腊身上。
到这一步,周润康用不着隐瞒什么,可以直接向这两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大使亮出最后一张底牌了。
在与土耳其大使单独会晤的时候,周润康直言不讳的提到,只要土耳其肯在出兵决议上投赞成票,中国将加大对土耳其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在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的民族问题上网开一面。
当然,这些是之前就已经开出的条件。
在这最后关头,周润康还明确暗示了土耳其大使,如果土耳其投了反对票,而出兵提案又在安理会遭到否决,那就意味着中土关系将急剧倒退,土耳其在中国的战略体系中的地位肯定会大幅度降低。
说白了,就是中国肯定不会原谅土耳其的背叛。
只是,土耳其大使依然没有表明立场,甚至没有给出会投支持票的暗示。
接下来,周润康还单独会见了希腊常驻联合国大使。
严格说来,中国与希腊的关系并不怎么样。但是在周润康看来,希腊将是提案在安理会获得支持的关键所在。
原因很简单,希腊一直把土耳其当成最大威胁,在国际事务上往往与土耳其背道而驰。
也就是说,如果土耳其投了反对票,希腊就很有可能投支持票,而中国只需要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投支持票。
面对希腊常驻联合国大使。周润康明确表示,只要希腊在此事上给予支持。中国肯定会感激希腊,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回报。
相对而言,希腊大使的态度明确得多,即希腊在原则上支持中国发出的提案,只是碍于跟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关系,希腊不可能明确支持中国发起的提案,只能保证肯定不会投出反对票。
事实上。这也是希腊当局所坚持的立场。
问题是,希腊只是不投反对票,并不足以保证提案获得通过。
可惜的是,周润康的时间用完了,双边外交斡旋也就此宣告结束。
与中国国民议会相比,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与计票工作较为简单,即由各个成员国的代表进行举手表决。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
希腊大使兑现了承诺,没有投反对票,但是也没有投支持票。而是放弃了投票权,也就是投了弃权票。
让周润康稍感意外的是,土耳其投出的不是反对票,而是弃权票。
显然,周润康的暗示发挥了作用。
问题是,中国需要的是至少一张支持票,而不是两张弃权票。
投票表决的最后结果是,三个常任理事国中。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意大利都弃权,十一个轮值国中,四个投了支持票、五个投了反对票、两个投了弃权票。虽然算上中国。有五个国家投出了支持票,但是并没有达到提案获得通过的最低限度。按照安理会的规定。在两个常任理事国弃权的情况下,至少需要六张支持票才能让提案获得支持,因此中国发起的出兵危地马拉的提案再次遭到否决。
对席存瑞来说,这无疑是最为糟糕的结果。
十二月八日上午,席存瑞在总统府签署了由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议案,使其正式成为中国的法案。
也就是说,在总统签署之后,议案具备了法律效力。
到此,中国出兵危地马拉已是铁板钉钉,再也不可能更改的事情了。
只是,这也意味着一场灾难的开始。
当天下午,席存瑞发表了电视讲话。
虽然早在十多年前,电视就开始普及,但是在席存瑞之前,还没有哪位总统把电视做为主要的公众媒体。
在十五分钟的讲话中,席存瑞强调了出兵危地马拉的重要性。
当然,主要是道义上的重要性,即中国做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民主与自由的推广者与维护者,中美洲地区诸多国家的坚定盟友,有义务与责任去结束危地马拉的战乱,帮助这个国家恢复秩序,在这个国家建立起以民众利益为基础、以为国家服务为主的民主政权,把民主与自由带到这个国家。
事实上,这也仅仅是摆在台面上的理由。
在席存瑞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中国在政治、外交与军事上的行动已经开始,而且首先就是争取到更多国家的支持。
联合国不是唯一的国际机构,也是中国最为倚重的国际机构。
在联合国之外,还有两个规模较大的国际组织,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寰球民主国际同盟集团,以及由德意志第二帝国充当核心的泛北大西洋集体安全公约集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集团才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原因很简单,联合国是大战时期的产物,其根本价值在于维护同盟国集团的利益,特别是维持中德关系。可惜的是,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德就因为利益斗争而分道扬镳,联合国成为了中德斗争舞台,其价值与影响力大打折扣,也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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