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民间把缴纳农业税称为“交公粮”，实际上“公粮”分为两部分——征粮和购粮。
“征粮”就是指那20%的农业税，这是政府向农民无偿征收的国库粮，主要用于供养军队和行政官员；购粮是在那20%的农业税之外、再由国家出钱从农民手中收购的余粮，收购多少没有一定之标准，农民手里的余粮多可以多卖一点换取现金购买其它商品提高生活质量，倘若年景不好余粮有限，就可以少卖甚至不卖粮给政府。
“征粮”没什么可说的，“购粮”虽然不能强迫农民出售，但是国家可以制定统一的粮食收购价格。
罗兰查阅大量资料之后草拟了麦类和稻米的统一收购价格。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价格明显偏低，而且带有强烈的垄断性质——农民可以嫌粮价低不卖给国家，但是不能向其它粮商出售余粮，否则买卖双方都将触犯法律，这就是所谓的“粮食统购”政策；与此同时，罗兰还草拟了一条配套政策——国库粮将由国家指定的粮店按照规定的价格出售给那些本身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城市居民，称之为“粮食统销”。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目的何在？罗兰在提交内阁审议的报告中做出了坦率地近乎无耻的回答。
“国家立法禁止农民私自出售农作物，余粮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价又明显比市场上的实际需求价格低得多，在‘统购价’与‘统销价’之间存在颇大的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国家垄断粮食交易获得的超额利润，是一种强制性的资本积累。”
“国家从农业上获得的超额利润，将大部分投入工业建设和为扩大工业规模而搞的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只有确保充足且廉价的农作物供应才能降低工业成本，使工业品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刺激资本投入到工商业领域——而非像传统封建制经济那样有点闲钱就买地，资本总是在地租上打转儿，长期处于一种低效配置状态。”
说白了，罗兰设计的“统购统销制度”就是从农业抽血补贴工业。这种政策在瓦雷斯世界并不稀罕，在地球上更是早已载入史册和教科书的经典案例。
如果到此为止，罗兰的经济政策并不会比济诺维、扎哈尔等大臣的提案更高明，也必然要冒激化城乡矛盾、伤害农民感情的风险。倘若农民阶层与寇拉斯政府离心离德，将来帝国大军东征，寇拉斯政府首先就会失去广大乡村的支持，而据守城市几乎不可能抵挡得住帝国大军进攻，这个政权多半会在风雨飘摇中迅速走向崩溃。
若要避免寇拉斯政权沦为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就不能对农民压榨得太狠。罗兰的制度建设没有就此止步，他和济诺维、扎哈尔的区别在于不会白白让农民吃亏，在“统购统销”之外，他还草拟了一整套农村治理政策作为补偿，目的是加强乡村管理，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包管从摇篮到坟墓。
乡村生活不像大城市那样丰富多彩，农民的生活稳定而单调，缺少发财的机会，但是也回避了破产的风险，可以保障衣食无忧，老有所依，这种生活适合风险厌恶者——而农民阶层从来都是典型的风险厌恶者。
风险厌恶者想要的是什么？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吗？
事实上，与其梦想发一笔横财，风险厌恶者更渴望得到细水长流的稳定收益，是食能果腹、衣能遮体、居有定所，是少有所依、老有所养，是治安、医疗和教育等社会福利的全面覆盖。
内阁群臣看到罗兰提出的乡村福利方案，只要粗略计算一下就会发现为广大乡村提供上述所有福利保障，要支付的代价甚至比“剪刀差”截取的利润更大，这岂不成了赔本生意？
罗兰预感到会受到这样的指责，接下来就逐条分析各项乡村福利是如何实现的，为此支付的代价其实比乍看起来少得多。
首先是乡村基础建设。远东的乡村治理政策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帝国的“长老自治”原则，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当然要由国家拨款，但是日常维护和小修小补什么的都是由长老（村长）挑头搞村民摊派，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早已被大众接受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原则。
其次是乡村文化教育和宗教活动。驻村辛德拉牧师兼任乡村教师，除了为本村学童提供为期四年的基础教育，还要开办夜校帮助成年人识字脱盲，负责向村民解读中央政策以及主持婚丧嫁娶之类的宗教仪式。
医疗卫生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福利指标，驻村牧师责无旁贷，德鲁伊同样擅长治疗神术，可以在医疗卫生方面为牧师提供协助。
乡村福利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是防治灾害。主要是指抵抗威胁农业生产的洪涝、干旱、严寒和蝗虫等天灾，这些都是德鲁伊的工作范围。此外，驻村德鲁伊还提供了农药和肥料的改良技术，并以自然神术促使农田丰收，也是一大隐性的福利保障。
乡村治安名义上归属驻村治安官及其手下民兵负责，但是牧师和德鲁伊同样具有强大的攻击性神术，一旦乡村遭到野兽或魔物威胁，两位施法者的作用不言而喻。
由此不难看出，在罗兰设计的这套乡村治理体系当中驻村牧师和德鲁伊的作用至关重要，为所在的乡村社区提供了绝大部分廉价甚至免费的福利。这两位基层公务员如此劳苦功高兢兢业业，那么罗兰要发多少薪水才对得起人家付出的劳动？
如果按照市场规律来计算报酬，坦率地说，把整个村子卖了都不够支付牧师和德鲁伊的施法费用。
然而事实上牧师和德鲁伊拿的薪水非常微薄，根本不足以报答他们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牧师和德鲁伊也乐于接受这种近乎无偿奉献的工作，这显然不能用市场规律来解释，只能归于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原动力又在哪里？
必然来自某种脱离世俗欲望的情怀或者某种舍己利人的“主义”，无论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在罗兰看来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信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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