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告诉崔琰，他昨日命老婆金乡公主去探望同父异母的姐姐山阳公主，顺便打探是勋的状况——“是令公疾疫虽除，而尚不起，且体弊，唯头颈及右腕可动，自以为去日无多矣，乃召是无咎、诸葛孔明等嘱托后事。吾料即便得瘳，亦难还领政事，秘书盍乘此良机，更变其政耶？”
趁着是勋病，咱就改他政，这个机会可不能错失啊。
申宗表示还当谨慎从事——“既云去日无多，盍待其死，再变政耶？”是勋是就此挂了，还是从此瘫痪不起，总归这俩仨月就能见着结果，咱们又何必心急呢？
何晏抗声道：“天下人苦其政久矣，今秘书既得用事，若不能拨乱反正，逮诸葛孔明等列位宰相，恐事难成！”是勋前日向皇帝推荐了诸葛亮，而诸葛亮距离相位也不过数步之遥耳，说不定是勋在临死前就会想办法把他拱进中书去，到时候咱们再搞改革的阻力肯定就大啦。
而且是勋在位的时候，压制着各方士人不敢发声，趁着他重病的机会，各种不稳的迹象可全都冒出了头来——“秘书当倾听民声，皆云是政当变也。”最近士人当中的呼声可是一浪高过一浪，反对是勋重商轻农以及抑压世族而倾向寒门的政策，都觉得天下既定，这些政策需要变上一变了。您若是不能顺应大势而行，要是被杨修、陈群等人抢了先，恐怕会逐渐失去皇帝的宠信啊。
崔琰沉吟良久，最终还是说：“当变何政，如何变耶？卿等可具文奏上。”
何晏等人自去草拟计划不提，且说第二日一早，曹髦按例晨昏定省，去拜谒太皇太后卞氏，卞氏说了：“吾本不当插手国事，然闻陛下欲出夏侯子高，然否？”曹髦说是的，我打算派夏侯充去东北指挥打仗，诏已下至中书，尚未通过。
卞氏说这可不行——“柱国卧病久矣，恐有不讳，则嫡长安可出京耶？”夏侯惇不定哪天就挂了，这当口你把他嫡长子派出京去，这有违人情啊。“我朝名将多矣，何必子高？”夏侯充其实没有什么武名，让他以勋戚之重拱卫京师正好，派他出去打仗，你就真能放心？
曹髦无可奈何，只得从命，最终决定派羽林将军曹休都督平、鲜兵马，诏下中书，即日通过。
这边曹休才刚离京，崔琰就拿着何晏等人拟定的计划书来见曹髦。曹髦展开来一瞧，计划书的主要内容为：
一，将山林池泽重新收归国有甚至皇家所有，原占据者若为单家，则直接没收，若为世族，则暂准继续经营，但要将获利的四成输入官库或者内帑。
二，课商贾以重税，从而避免农人往操“末业”；各地工坊亦同此例，工人有技术的编为匠户，世代都不准转业，无技术的勒令限期还农。
三，结束郑学尤其是“是学”的官方地位，允许百家争鸣，举凡郑学别流、别家之学，甚至今文派，全都可以在太学授课，教育官宦子弟。沙汰太学生，学习成绩不佳或者出身商贾、工匠者，一律清退。
四，此前规定身份制度，使御史巡行各州郡，多有宽纵，今当命秘书、门下吏出刺，从司隶开始，逐一清查逾制者，并督查对前两条政策的执行情况。
崔琰新政的目的，主要是两点：一是轻工商而重农事，恢复千余年来农业为本的社会模式；二是扶持经学世家，把那些寒门地主和工商新贵从统治阶层中清除出去，以保证政权的纯洁性。至于派秘书、门下属吏出刺，则为了督导新政的执行，同时插手御史台的监察权，也给亲信们一个历练和立功的机会。
对于崔琰的政治倾向，曹髦多受其教，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不是应当那么快就出台新政，“拨乱反正”，他还拿不定主意，于是询问杨修。杨修也认为该当谨慎从事才好，对此崔琰回答说：“是令公重工商，不过以此笼络功臣勋戚耳，若久为之，则彼等势重，陛下必权轻，且士大夫侧目，将日以离心矣……”其实他所谓的“士大夫”，只是指经学世家，至于那些单家寒门出身的——我理你呢！
“今令公势将不起，柱国亦病，护国在蜀，敢非议新政者，唯辅国耳……”至于曹德，本能地忽略了——“然辅国贪婪，人望亦轻，必无以挠也。但使中书议成，即可变政，无使延挨，使国家深受其害。是吾等为陛下铺陈道路，他日亲政，乃可坐观天下大治矣！”
崔季珪巧舌如簧，最终还是说服了曹髦，于是诏下中书，并且曹髦按例再次前往听政，去给崔琰他们撑腰。此时朝中七相，郑浑、桓阶竭力反对，钟繇、鲍勋执中，陈群则站在崔、杨一边，于是最后的结果，一、二两条勉强通过。至于第三条，结束郑学的官学地位，除崔、杨外，却只有鲍勋投了弃权票，余四相全都反对。第四条使秘书、门下出刺，桓阶、陈群全都大加挞伐——“此御史之事，内廷无得逾权！”
崔琰分辩说：“此非秘书、门下欲取御史之权也，陛下欲闻民声，故命使出巡耳。”皇帝想派几个人下去体察民情，了解政策的执行情况，这一点儿都不过分吧。最终在曹髦的支持下，决定由皇帝亲自委派包括中书、秘书、门下、御史四个部门的多名官吏出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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