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等人离京的翌日，三名副相正聚会中书议事，突然门外喧嚷，有个尖细的嗓音高叫道：“陛下驾至！”
中书左仆射刘先、尚书左仆射卫觊、御史中丞辛毗闻言，无不面面相觑——皇帝不是病倒了起不得身吗？他连祭扫高陵都去不了，怎么突然间会跑中书台来？赶紧整顿衣冠，出门相迎。
就见曹髦车驾驰来，小皇帝纵跃而下——面色还有点儿泛黄，可是瞧那敏捷劲儿，却好象并没有什么毛病似的。进入中书台以后，曹髦居上而坐，先询问了一番国事，随即说道：“诸相出京，中书唯卿等三人计议，恐事不易协也。当增补相位，使共执政。”以后再开会，秘书、门下的主官也一起来吧。
三人尽皆失色，辛毗急忙奏道：“本朝制度，三台六相共掌政事，不干秘书、门下事，且三相虽去，离京不远，数日即归，何必更改制度？”曹髦一瞪眼：“国家制度，天子所命，朕今有旨，佐治欲违抗耶？！”当即下令，罢免辛毗御史中丞之职，命召陈群陈长文以接替之。
根据是勋所制定的朝廷制度，国家大政都由群相共商，然后中书做制，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否决权；同时若皇帝有所诏旨，则由秘书草拟，诏下中书，中书台也可以封驳——为的是君臣相衡也。然而皇帝终究是皇帝，在封建时代那是理论上至高无上、无可制约的存在，是勋现在还搞不出真正“虚君”那一套，所以皇帝的某些职权，中书台或者群相也是无从制约的。
其一就是宫中之事，包括宗正、秘书、门下三省的人事任命和具体事务，需要在中书和尚书备案，但只要不违反法律——比方说任用囚人为吏——那都是皇帝自家事儿，外朝无可封驳。其二是绝大多数官员的人事权掌握在吏部，但三台正副主官的人事权却掌握在皇帝手中——一则吏部终究只是尚书台所属的二级部门，他不可能管到自家上官的任免；二则若皇帝连宰相都更换不了，那不是彻底的臣权压倒了君权吗？
尤其是中书台的主、次官员，他们本身就拥有对天子诏令的封驳权，倘若天子想要更换这三名官员，但是三人把着大印，你来一封诏我驳一封诏，那不是可以永年高踞其位了？那还说什么制衡？
所以曹髦说要扩大宰相班底，事关制度，这事儿中书是可以封驳的，但若直接替换执政——比方说以陈群接替辛毗——全由皇帝说了算，宰相无可拒绝。再说了，陈长文曾经当过吏部尚书，距离宰执只差一步，如今又做冀州刺史，他的资格也足够为相啊，此非违反制度，越级提拔，宰相们其实没理由反驳。
曹髦先抹了辛毗，其实这也算是杀鸡儆猴——谁让你先跳出来反对我的意见——然后他再转过头来重提前议，让秘书、门下二监也参政为相，问刘先：“中书其准乎？”刘始宗脑门上冷汗涔涔而下，嗫嚅了半天，只好先打太平拳：“即请秘书为陛下拟诏，行文中书……”
曹髦一摆手，便有侍从将一卷文书递给刘先——“诏在此，可即批复。”
刘先心说原来你早有准备啊，这不是临时起意，这是蓄谋已久，要夺我外朝之权归于内廷啊！这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
皇帝若缺乏足够的威势和权柄，宰相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来掣肘，但前提必须在制度、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否则垂涎你这位子的官僚们一抓一大把，随时逮着个错处就能够联名弹劾，逼你下台。所以曹髦才要用雷霆手段，打三相一个冷不防——这仨都是既乏人望，又缺智谋，外加性格相对软弱的，仓促之间，你们也拦不住朕，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实，以后的事情那就都好办啦。
果然刘先最终只得屈服——我肩膀窄，实在不敢跟皇帝放对啊——被曹髦逼着当堂批复。这边中书印章才一落纸，那边门下监刘放和秘书监崔琰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自己找地方坐下。
曹髦眼神左右一扫：辛佐治滚蛋了，如今四相议事。崔琰是彻底的自己人；刘放虽然意志不够坚决，终究屁股坐在内廷；刘先、卫觊那都是性格软弱的老好人啊，做官僚很合格，做政治家么……你还远未够班！于是莞尔一笑：“可矣。朕即与卿等共商国事。”
使门下、秘书入相，这只是崔季珪为曹髦谋划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扩大内廷的职权范围，趁热打铁，把很多原属中书和御史的权柄都转交给秘书、门下二省。虽说中书做制，但也不是中书台可以大政小情全都一把抓的，相关变更制度等事，还得宰执共商，如今四相会议，皇帝在旁边儿监督，对于权归内廷的条款，崔琰、刘放直接举手赞成，卫觊投了两回反对票，剩下几回也跟刘先似的，一路弃权，于是皆得顺利通过。
曹髦也不用中书做制了，直接秘书拟诏，当场写就，请中书用印。
他们倒是暂时还没敢把手往尚书台伸。一则尚书机构庞大，骤然变更制度牵扯过多，而且人员越多，受到的反弹也会愈加强烈；二则无论曹髦还是崔琰，都对实际事务毫无兴趣——为人君者只抓大政，细务自有吏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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