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听了这话，不禁皱眉，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才好。
终究封建君王是不怕臣下敛财、奢靡的，只要不激起民怨，也不威胁他的统治就成。举例而言，《南史》记载，南梁临川王萧宏后院起了一百多间库房，严密禁锁，有人就怀疑是私藏兵器，密报给梁武帝萧衍知道。萧衍大怒，于是搞了场突击检查，结果打开库房一瞧，里面装的全都是铜钱，还有布、绢、丝、绵、漆、蜜等财货。萧衍亲眼得见，当即喜笑颜开，对萧宏说：“阿六，汝生活大可。”从此，“兄弟情方更敦睦”。
所以曹操虽然提倡节俭，但对于臣子的奢靡生活，只要不逾制，那也不便，更不愿直接加以干涉，他只是怕是勋带坏了朝中风气。是勋就说啦，我教他们花钱，总比他们攒着钱不知道往哪儿使要来得好啊。再说了，我是豪奢，但不浪费，我也反对浪费——比方说雀止食舌，一盘千钱，完了把吃剩下的还全都给倒沟里——愿为陛下写一篇反对浪费的文章，以宣示百僚。那曹操也就没啥话可说了。
可是风气既然养成，你说会不会反过来影响到曹操呢？是勋多少有点儿后悔莫及。
再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说不定曹操是特意为了削减一下是勋的财力……
好在曹操虽然狮子大开口，那也是在对是勋的财力有一定了解的前提下才道出的“三万金”，并没有超出是家可以承受的范围——倘若换了面对什么颍阴荀氏、琅邪王氏、河内司马氏，必然不会提此等要求出来啊。因为是勋的主要收入既非官俸，也非田产，而来自于工商之业。
从来土地里刨食，所获最少，而且除非技术有划时代的飞跃，否则很难大幅度提升，自古以来，真正的豪富——除去靠贪污、抢掠而发达的——都是商贾。比方说春秋有陶朱公、战国有吕不韦、汉代有卓王孙，等等。
是勋盖建了很多作坊，开发了很多新技术，同时也引领了包括炒菜、饮茶在内很多新的时尚，由此而积累的钱财无可计数。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因为摊子铺得太大，技术方面投入过高，导致入不敷出，被迫把很多产业挂牌出售。然而当这些产业因为有更多人参与而逐渐形成规模以后，剩下的那些所获利润反倒更高，不仅安然渡过了财政危机，而且财富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当然啦，其中亦有曹淼之功也，随着经验值的累积，这位过去的豪门大小姐，已经有向工商业女强人转化的趋势了。
尤其自吕布进入西域以后，是勋多次组建商队前往高昌贸易，来回一趟所获，比造纸、印刷等作坊全年利润还要高。并且他在上层掀起的享用之风，也间接导致了更多矿产的开发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反过来亦提升了国家税收额度，同时盛满了个人的腰包。
别的不说，仅举饮茶之风为例，最初不过是勋派人前往蜀中，每次掏摸几石药用的陈茶而已，待得此风渐长，自有那目光深远的商贾偷出茶种，尝试在气候与蜀中相近的荆、扬等州某些地区大范围种植。再往后陈茶喝腻了，中原地区更多富豪欲求“新味”，于是主动向朝廷提出，掏钱修葺从江南到河南的道路，并且雇佣骑士，快马运送。
可是中原地区没有那么多马匹怎么办？为此又有人北上朔、并之地，与拓拔部合营，建造马场，所育上品贡官，中品自用，下品出售。随即中原地区很多原本只能人力耕种的土地，从屯所开始，逐渐用上了马力……
一杯小小的清茶，一旦成为上层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嗜好品，所牵连的产业链，所流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足以使人瞠目结舌，甚至以为必有天公相助也……
当然也有人站出来，对此现象表示忧虑，比方说陈长文，就曾经请求朝廷下旨，限定茶园的范围，并且不准私自将耕地转化为茶园，以免影响到地方官府的收谷数量。只是是勋当即站出来反驳：“植茶所须水土，与种谷不同。或有瘠田，产谷不足一石，若以植茶，可得五倍。且茶税亦较田赋为高，则官所得者，十倍于种谷也。即取此钱于中田、上田，修沟渠、兴水利、养牛马、铸铁犁，所获更二十倍于彼瘠田，不亦宜乎？”
是勋府中有一伙儿种过地的人才，比方说邓艾、石苞，外加他还有个仍然在洛阳城外种地的老丈人管亥，提出这种数据来那是再简单不过了。陈长文则多年为朝官，不实际理民，旧有的一点儿农业知识也全都遗忘到脑后了，根本就无可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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