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周代的爵位系统，其实只分三个层级。第一级是“公”，指的是“为王卿士”的比方说周公、召公、单公，以及“王者之后”的宋公，至于诸侯各自关起门来称公，皆僭越也。第二级是“侯”，如齐侯、晋侯、鲁侯，等等，指分封在王畿外的亲附诸侯。第三级是伯、子、男，伯是畿内的小国，比方说毛伯、原伯、秦伯——跟通“霸”的伯（诸侯之长）含义不同；子多为夷狄之君，如楚子、徐子、莱子等；男是附庸小国，如许男、宿男、骊戎男等。
所谓“五等爵”，既然基础就是虚构的，那么也就没有复兴之理，这不是恢复周礼啊，只是借周礼的名义单搞一套罢了。
其次，周代的封爵都有采邑，如今的爵位则除了王、公两种外，都只有食邑而已，若说恢复，难道又要割裂中国，各据疆土吗？这种历史的倒车可不能随便开啊！
所以是宏辅的建议，是在秦汉二十等爵的基础上，重新设定民爵系统，并因应情势，把官爵系统严密化。
其实有些话大家伙儿都只敢藏在心里，而不敢明宣之于口，但当政者自能心领神会。陈长文为什么要“恢复”五等爵？不是崇尚周礼，而是为了把军功爵向官僚爵作转化。秦汉之爵，多偿军功，所以只要在战场上斩获一枚首级，便可获得最低等的爵位——公士。无军功者，即便你位居卿相，也是不能够封爵的。
西汉初年尚且维持这一制度，而且例无侯位不得拜相，所以宰相之位基本上都拿捏在军功贵族手中。到了武帝的时候，觉得相权太大，应当裁抑，于是特命文士公孙弘为相，并且法外开恩，封他平津侯——丞相封侯即源于此。
那么既然没有军功照样封侯，军功的荣耀便连年下降，民爵逐渐式微，终于不命，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陈长文建议“恢复”五等爵，就是要彻底排除民爵，而只命官爵，并且这官爵还跟军功不再挂钩——无疑，这是有利于官僚阶层的稳固和上升的。
但同样支持官僚制度的是宏辅却又有另外一番考量，那就是不希望彻底消除民爵，从而使得军功贬值，军人的地位下降，进而导致民间尚武之风被逐步摒弃，老百姓全都变成了统治者随便搓圆捏方，侵略者一打就垮的乖绵羊。当然这话不能明着说，他只能提醒天子，蜀贼尚在，凉州亦未彻底平定，国家只有保持了从上到下的闻战而喜的风气，才能顺利一统天下啊。
为此他重新拟就了一套制度，分爵位为二十五等：一公士，可比百石吏；二少士、三中士、四上士，可比比二百石与二百石、上二百石吏……十二为公大夫，可比八百石吏，也就是小县之长了——以上为民爵；十三为少大夫，比上八百石吏……十八为常伯，比二千石；十九等亭伯以上，始有食邑，比之公卿，亭伯而乡侯，乡侯而县侯，县侯而郡公、国公，诸王子则封郡王、国王。
也就是说，把爵位等次和官品秩禄挂起钩来，即便庶民得爵，其起居用度的等次亦可类比相应官吏，以示尊贵也。真要是同于秦汉制度，得爵即授田、宅、奴隶，估计朝廷给不起，所以只要给个名分就成啊。他还建议，鉴于国家初定、百废待兴，库用不足，可以允许庶民捐输，以得民爵。其目的是为了从商贾和富裕的寒门手中捞出点儿钱来，既能填充国库，同时又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其实若说仅仅恢复民爵，陈长文还未必会针锋相对地表示反对，说不定就跟九品中正和科举制度似的，他跟是宏辅私下商量一下，各退一步，提出个中间性的方案出来。问题允许庶民捐输得爵，这必然影响到世家大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啊，陈长文断然不肯让步。于是二人连番笔仗，各拉党羽，并且引经据典，吵得天子一个头两个大。
如今趁着赏赐马钧的机会，是宏辅见缝插针，又提出他的爵位建议来啦。查其用意，以马钧的资历，即便立有大功，也不可能一步登天为旧爵的最低位关内侯，若说以爵位酬之，那就必须恢复秦汉二十等爵，或者赶紧制定出关内侯以下新的爵位体系出来了。
所以此言一出，天子多少有些不耐烦，可是又不好疾言驳斥——终究是宏辅所说也有道理啊。当下环视群臣：“卿等以为若何？”曹子孝、夏侯元让当即站出来表示：“是太尉所言是也，臣等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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