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泰那就是不死小强，他顽强的生命力几乎非人类所有。想当初在宣城救护孙权，对战山贼，身被十二创，甚至多创见骨，偏偏就是不死；其后转战江南各地，往往奋勇先登，搞得满身是疤，换了别的将领，估计都死三回了（换了是勋等文士，死十回都不止），他却浑然无事。
这回在春谷城西对战太史慈，被一箭射中心窝，本无幸理，偏偏他就是那么命硬，箭头恰好从心脏边上穿过去，未中要害。但即便如此，换了旁人，光当时大出血和其后的伤口感染，就挺不过三天去。周泰的亲卫寻着他，包裹了创伤以后，他周幼平竟然还能哆嗦着行动和说话，伸手一指东方：“往护至尊！”
亲卫们用树枝和军旗绑了个担架，扛着周泰一路躲避曹兵和乱民，迤逦向东，途中军士大多跑散，最终只有百余人得以返回吴县，前后足足七天，周泰吊着一口气，就是不肯死！
等到他躺在担架上被抬进孙权的衙署，正好撞见顾雍、秦松在劝说孙权投降。
顾雍说了：“吴会本无陷阻，利攻而不利守，所恃唯江海而已。今曹军已渡长江，东海亦轻覆我师，是震泽（太湖）、射贵（无锡湖）之间，门户洞开也。即带甲十万、粮秣趁足，亦不可守，况今之不敷耶？古来雄杰，因势成事，势其不至，逆天必亡。请主公熟计之，今日从命，尚可得保首领，若犹豫迁延，恐孙氏将无噍类矣！”
咱们无险可守，根本打不过曹军，那么除了投降，还有第二条道路可走吗？
顾元叹是土著带路党，一心想劝说孙权投降。这年月王权不下乡，尤其对于扬州、益州这类偏远州郡，朝廷诏命往往连州治、郡治都出不去，全得依靠地方实力派来协助施政，所以两州的豪族势力也极庞大，独立性极强，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极为浓厚。孙氏之下江东，必然会跟这些豪族起冲突，孙策专以力杀，早就把他们给得罪狠啦；孙权倒是想恩威并用，加以招抚的，可惜还没能收到足够的成效，曹操就杀过来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赤壁取胜之后，北方的势力已很难再渡江来攻，而且西方的荆州已成与国（即便孙刘联盟并不牢固），孙氏在江东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以吴四姓为首的地方豪族无奈之下，这才被迫接受了孙权递过来的橄榄枝，逐渐臣服于孙氏，顾雍、陆逊等亦成为东吴之名臣。而在这条时间线上，因为曹军首先在北荆州站住了脚，进而控扼江上，得以顺利地渡江伐吴，把这一进程给打断了，顾雍、陆议（陆逊）等人难免站在家族、乡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故此一力撺掇孙权投降。
尤其是“北人归北”的方略传过来，这票地方豪族忍不住是喜上眉梢，弹冠相庆——只要把那些淮泗人、江北人全都轰走，那孙家还有什么能量啊？即便孙权因为身为南人，仍能留在江东，甚至还是名义上的总帅（比方说当扬州刺史），他不依靠甚至是巴结大姓豪族，还有能力施政吗？再说了，曹操早就承诺把吴、会两郡的主要职务全都交给顾、陆、朱、张，“南人治南”将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不能责怪顾雍等人但知家族，不虑国家，因为以当时低劣的交通状况、通讯状况而言，对于这些偏远郡县，形成在朝廷遥控下的地方自治，将是较为稳妥的政治格局。因此顾雍他们认定，只有江东归从王化，才能免除外扰，只有朝廷任命江东之人来主江东之事，才能缓解内纷，如此地方安靖，国乃富强——你瞧，我们也是在为国家社稷考虑啊。
就如同世家大族出身的士人，大多数认为只有世家掌权，国始得安，他们的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把相反的道理抛至脑后，假装看不见而已——屁股决定脑袋，往往如是。
与顾雍相比，秦松的立场却又不尽相同——他是广陵人，属于北人，一旦孙权降服，那是必然要被遣送回乡的。前不久，跟他同病相怜的陈端病逝了，秦松还清晰地记得陈端在病榻上拉着自己的手，流着眼泪所说的话：
“吾等皆北人也，因世乱而避之江南，为讨逆将军所用，言听计从。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本不当背之也。惜乎悯天不吊，讨逆将军为小人所害，今之孙将军则逊之远矣，且不用我等语……若早归从朝廷，安有今日之难？”
孙权继位以后，对父兄所遗留下来的老臣还是有一定提防和疏远的，此亦人之常情。武将们不涉文事，周瑜本便以兄事之，或许还好一点儿，但对于二张尤其是陈、秦等辈，大抵敬而远之，并且尝试选拔吴会本地人才如顾雍等来分夺他们的权柄。到了这个时候，二张只相当于高级顾问，其实手中一点儿实权都没有，至于跟孙权相性彻底不合的陈端、秦松，唯优礼而已，基本上靠边儿站了。
这也是为什么史书上对这二位孙策时代的“谋主”记载寥寥的缘故——孙策时代才多长啊？而在其后漫长的孙权时代，他们确实就没起到过啥作用呀。
陈端、秦松，对此不能不心生怨怼，甚至会起念干脆闪人算了。原本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这回曹军提出“北人归北”，二人乃彻底不想在孙家这条将沉的破船上呆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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