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视野所限，惯性使然。中国古代最具备远洋航行能力有四个时期：一是孙吴，孙权不但派船队发现了台湾岛，还以船载使北上辽东，去跟公孙度联合；二是南宋，土地日蹙，国库收入要仰仗海外贸易，只可惜海船无法配合陆上的战争，最终还是被人逼到崖山给灭了；三是元朝，连打两回日本伤了元气，反倒被倭寇逼到了家门口来；四是明朝初期，朱元璋时代尚能建大舟以剿倭，朱棣更有了郑和的宝船船队，惜乎未能延续下去。
因为传统的惯性，使得士大夫只知注目内陆，根本不顾海上。即以孙权为例，他都能够远航台湾了，都能上辽东跑来回了，就从来没想过用海上舰队来骚然和攻打江北的沿海地区。倘若吴军就如同后世的倭寇一般，三天两头上从海上杀过来，登岸骚扰，你瞧得对曹魏的经济造成多大破坏？
可是他是宏辅不同啊，他没有这般陆地惯性，反倒极为憧憬海洋，正好开个先例——当然啦，不是海战的先例，估计东吴这回儿还没啥海上舰队——尝试自海路摧破敌胆。从此就要让中国人都知道，海船的作用不仅仅是运兵，还能做骚扰和攻击使用。
是勋当即舌灿莲花，把自己的思路跟众人一说，大家伙儿莫不心服口服。就中只有关靖仍然摇头，说：“南方事，自有荀公达、贾文和等为丞相谋划，干君何事？”你随便插嘴就容易招人恨了，更何况是亲自动手呢？
是勋注目关靖，继续微笑道：“士起昔谓吾有私也，云‘至公无私，乃能弭谤’，今吾此为，即无私也。”
关靖闻言愣了一下，随即敛容而谢。
就这样，基本确定了发兵吴会的计划，当然还必须得到曹操同意。于是是勋便写就书信，交给诸葛瑾，让他出趟远差，护送张纮前往南阳。至于陆议，是勋特意把小伙儿给留了下来，为的是将来乘船到江南去，可以派陆议去跟当地的大姓显族联络，以为内应。
因为在会议上，诸葛亮就曾经提问，说先生您打算怎么骚然吴会哪？咱们不可能一直在海上漂着，总得靠岸啊，若靠岸而为敌军所袭，难以登船，那危险系数不是很大吗？是勋当即回答道：“有吴四姓可为内援，陈元龙据广陵以为基础，何险之有？”我要把广陵当成自己的后方休整和物资补充基地，然后深入吴会沿海，靠着吴四姓做内应，还怕找不到合适的停泊点？难道孙权能在短期内把海岸守得铁桶一般吗？
这时候幽州的水师已然初具雏形。是勋在平定辽东以后，即命刘煦前往平郭，抄了当地几家海商，获得海船十余艘，并幽州海商奉献的海船，总数正好二十。与内河舰队不同，这支“海军”没有什么楼船、艨艟、斗舰的区分，清一色全都是大船——小船能在海面上跑多远——可载二三百人不等，除去水手，则这二十条船坐满了，起码四千战兵。
舰队的根据地，就设在后世的天津市附近，此时属泉州县管辖，任命刘煦为泉州县丞，兼护港校尉——不是海军司令，而是海军基地司令。真正的海军司令，则委了那个商家出身的卫循，职名为“勃海水师督”——就他们这票人真正打过海战，不派他还能派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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