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病毒和细菌，其实是勋本人也没怎么搞明白，但这不妨碍他端出些后世的常识来糊弄“医圣”。因为他早就说过了，自己不通医术，但是研究过“道”，也就是宇宙间的一些基本规律。道这玩意儿虚之又虚，我就这么一说，你要是觉得某些问题可以契合最好，要是觉得契合不上，那也无从验证，只能说明你的理解还没到那一步而已。
“菌”这个字，本指菌类，所以细菌不怎么好解释——会被误认为是小蘑菇吗？“毒”就比较好理解，但“病毒”二字才到嘴边，他又给咽了。因为病毒一词要搁古代来看，造得并不严谨，人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各种不舒服都可以叫做病，疯子也是病，中箭也是病，跟毒又有啥关系了？
所以他改口说“疫毒”，疫就是急性传染病，这才跟病毒有关，而且，才跟目前的情况、说话的主题相关，不会离题万里。
“疫毒之微，小过尘埃，目不可见，鼻不可嗅，因腐恶而生，人感之而乃得疫，得疫而毒增生，随气呼之于外，吸之者亦将染疫也。是故息疫之术，用药固为一端，隔绝病患亦极紧要。生者隔离，使气息通而毒渐散，易痊也；死者及生者染毒之衣物、用具，或焚烧，或深埋，使生者不沾，则可阻疫之大行。日常但食沸汤，不饮生水；屎溺善处，与人居远；秽物莫近，腐食勿进。如此，则疫又何患耶？”
说白了，是勋提出几点对付传染病的常识，一是隔离患者，二是善加处理患者的衣物、用具，三是平常注重个人卫生。他说如此一来，就算有传染病，也可以对其加以有效控制，不至于引发瘟疫大流行。
这些常识，其实绝大多数这时代的人也都明白，但是纯从经验得来，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勋将出个“疫毒”的概念来，那这些处理手法就都可以一以贯之，一言蔽之了。
张机听得是目瞪口呆啊，他一时间也想不明白这“疫毒”之说，究竟是有理还是无理，是是勋真的通晓了其中之“道”呢，还是纯粹的猜想。这要是换了一个人，或许继续往深里问，最终问得是勋无言以对，或者既然这套道理我从来都没听说过，那就干脆当耳旁风。张机可不一样，这人确实研究医术研究疯魔了，是勋一边说，他就一边想，是勋说完了，他还没想明白，于是就跟这儿跪坐着，愣愣地望着是勋，其实是在神游物外。
是勋心说此时不闪，更待何时啊？当即站起身来，朝张羡微微一揖：“日暮矣，吾将安歇。且待明日启程往武陵去，出兵之事，还要劳动长沙。”张羡也不搭理自家兄弟，赶紧起身还礼，让桓阶把是勋、孙资送到寝室去。
终于离开了那间屋子，把张仲景抛在脑后，是勋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心道好险……我以后还是别这么玩儿了，别再跟专业人士面前充大尾巴狼吧……
是勋本打算第二天就启程往武陵郡去的，然而人世就是有那么多的无奈，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带来的那四百部曲就接连病倒了五分之一，还包括一个幕僚孙资。张羡闻讯可吓得不轻，赶紧叫兄弟张机过来按脉。还好，张机忙活小半天，得出的结论：“皆北人也，水土不服所致。”不是瘟疫。
是勋只好把这些家伙都暂时留在临湘，请张机诊治，张羡照看，自己又多留了两日，然后带着余众出城西去。他这回到长沙来，还随身带着小妾甘氏哪，甘氏瞧着柔弱，身体倒很健康，在船上时候也不晕，下船入城也无病。
估计因为甘氏本来便是南人，老家与其姑夫陶谦相同，都是扬州丹阳郡，祖父甘定做过苍梧太守，其父曾随父就任，即在苍梧迎娶了其母。所以甘氏对长沙气候的适应性比是勋等人都要好，而且打小就乘过船，也没有晕船的毛病。
然而经过此事，是勋却不禁谨小慎微起来，生怕再带着甘氏长途跋涉，把她累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啊？因而也让她暂时居留临湘，反正自己只是去武陵打个转，最终还是要回长沙来的呀。
一行人离开临湘，即乘船顺湘水而下，转入资水，来到益阳。临湘是长沙的郡治，因濒临湘水而得名，目的地武陵的郡治则为临沅，顾名思义，亦因濒临沅水而得名。两千年后，湘江、资江、沅江全都注入洞庭湖，经洞庭湖而入长江，但在这个时代，洞庭湖的范围还很小，西域和南域皆为洼地和沼泽，湘、沅都自洞庭入江，资水却直接湘水，并有沟渠与沅水相通。
也就是说，是勋可以在益阳附近由资水入渠，北入沅水，则折而向西，抵达临沅——这一路上连船都不用下，倒是比来的时候还要轻省啊——倘若部曲们全都习惯了乘船的话。
不过，从西陵以南长江段，直到临湘，再从临湘到临沅，完了还得折回去，来回四趟水路，距离都在五百里以上，是勋估计这趟出使结束，自家部曲应该全都不憷乘船了吧？说不定比原本历史上那些玄武湖里出来的曹兵，还要擅长水战……起码擅长跟船上呆着。
他那些部曲多为汉人，也有一些匈奴人，个个儿四肢发达，体格健壮，除了个头儿最高不过一米七多，最低只有一米六外，瞧上去就全是北方大汉、百战精锐。可是不管再怎么能打，再怎么强壮，该生病还是一样生病，乘趟船就都变成软脚虾了。是勋就琢磨啊，吾亦北人也，身体还没他们那么好，我怎么就没水土不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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