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一后两艘船只开进了乌拉圭河。
这是两艘吨位不过三百来吨的“小船”（在欧洲则是妥妥的中大型船只了），从海关稽查的走私品专场拍卖会上拍下，在本土稍微改装、修缮了一下之后，现在拿来跑起了远洋贸易，倒也没任何不适合之处。
当然两艘船装载的商品有些区别，第一艘船满载来自印度、澳洲和波斯的商品，有茜草、粗生丝（旁遮普蚕丝）、红玉髓、宝石、虫漆、阿仙药、安息香、茴香、马海毛（产自澳洲山区，是近年来澳洲出口本土的拳头产品，价格很高，多为有钱人制作衣物）等，品种丰富，价值很高。
印度商品，已经在东岸热卖了许多年了，民众对其依然非常追捧，各种货物经常是供不应求，因此从事这方面贸易的商人很多。其中大头自然是国营的东非运输公司了，不过随着东岸的经济发展，民间积蓄的财富的增长，各种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公司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在最近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速度。
正是他们这些人，年复一年地将大量印度货卖到东岸。这种贸易的总金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得东岸在全球各处贸易十分强势的当下，对印度竟然是贸易逆差，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惊异的事情。数量众多的印度人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他们却因为贫穷、封闭以及小农经济的影响，对外界商品的输入非常不感冒，就如同中国大陆一样。东岸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欧洲商人们集体奋斗了一百多年，也只让印度人接受了包括钢铁制品（这是英国出口印度的拳头商品）、五金器具、火枪大炮在内的少数种类商品，商业开拓并不是很理想。
好在东岸人不像欧洲人那样讲重商主义当做骨子里的东西，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全球各国市场消除贸易壁垒，因此对于国内刮起的“中国热”、“印度热”甚至“墨西哥热”（以龙舌兰酒、胭脂虫、生漆为代表的一系列墨西哥商品）并不是很在意。东岸从那里进口的多是初级产品，买得再多也不会威胁到本土的产业，而他们出口过去的却是工业制成品，这里面的利润又多大所有人都十分清楚。
紧跟在这艘满载印度洋特产商品船只的是一艘特殊的船只，即来自远东的移民船。这艘船的船长叫张易澜，今年三十来岁，十几岁时就跟着家人到南非做生意，开过采石场、办过种植园（种高粱和小麦），但都不是太赚钱，最后干脆挂靠到了东岸元老李仁军的仁军贸易公司，做起了新库尔兰的烟草和黑奴生意，这才积攒起了第一桶金。
发财后的张易澜却厌倦了这种在大西洋两岸进行多角贸易的游戏。明人移民后裔出身的他对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充满了兴趣，一直打算去父辈曾经出生、长大的山东济南府看看，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风土人情又与东岸有何不同。因此，在确定家族大部分财产将由他大哥继承之后，他便拿着几千元浮财离家，先是拍下了一艘状况还算不错的走私商船，然后买了一些五金制品、钢条、肥皂、呢绒、药物、染料等他认为能在远东卖得上价的商品，直接扬帆出海去了。
他船上的水手共有三十余人——其实本不需要这么多，但远洋贸易情况复杂，一般都会多配备一些人手，以备突发状况——只有寥寥七八个是东岸人，他们都是张易澜高薪聘来的，全数来自他的故乡夷陵县，一个位于定军山南麓的安静小县。
剩下的水手则分成两部分，大部分是招募而来的意大利人。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或没找到种地的工作，建筑队又不愿意去，反倒是对工资高的水手比较中意——水手不但基本工资高，还有各种奖金，同时还允许每人携带一个规定大小的行李箱来装载各种商品——此外还有少部分通过灰色渠道雇佣的印第安人，这些人按照规定都要被送到海外殖民地垦荒，但这会往船上一躲，倒也没人能找到他们了。
总之，因为东岸本土生活的稳定以及民众的相对富足，除了社会地位高、荣誉感强的海军外，很多年轻人是不愿意去当水手的，原因无非是生活枯燥、危险，而他们又不处在一个急需要钱的状态。因此，现在就连国营的远洋运输公司的水手平均年龄都在上升，找新水手越发困难，不得已之下只能大幅度提高激励措施，以招募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航海事业中去。不然的话，谁吃饱了撑着跟你去滔天巨浪中赌生死啊，很好玩吗？
与国营的远洋贸易巨头相比，私人船长招募水手的方式就完全是另一种路数了。他们一般是以乡党为纽带，结成一个团体，每人出钱、或出力、或出技术，都占有这趟生意的一部分收益。在此基础上，他们再额外招募一些非国民劳务工作为水手，因为他们工资低（就像荷兰人直接绑架德意志人、苏格兰人上船充当水手一样），能够有效地节省成本。
而且这些被招募而来的背景复杂的水手们也不会不乐意。他们一般是比较缺钱的人，对于按部就班种地也不太感兴趣，因此在高收益的诱惑下出海充当水手，和老天爷赌命，赢了会所嫩模——好吧，赢了就回家享福——输了的话就葬身鱼腹，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丝痕迹也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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