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普夏乘坐的“楚科奇”号武装运输舰稳稳地航行在江面上。
17世纪的湘江江面极为开阔，洞庭湖也确实是一派浩浩汤汤的万千景象。此情此景，本应是骚人迁客大发才情，临江赋诗的绝顶所在，只不过，建在湘江两岸的那一连串砖石堡垒以及堡垒上密密麻麻的炮筒，这些代表着赳赳武夫的建筑，总能让稍起诗性的文客们又无言地沉默下去，世道多艰、生活困苦，还吟个屁诗！
况且，如今大顺的新皇帝（李过在临死前匆忙称帝，年号中兴，因此1667年是为中兴元年）也不喜欢诗作上佳、文采飞扬的士子，这个武夫出身的马上皇帝更喜欢的是力能扛鼎、勇冠三军的壮士，要么就是能够制作枪械、铸造火炮的能工巧匠。至于说文人墨客，他也就是稍稍礼遇一番罢了，要说多重视那就真的是扯淡了。
巴L县是岳州府的首县，地处湘江、长江汇流处，又扼守着洞庭湖的入口，可谓是顺军阳江防线的最重要节点。因此，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大顺修建了大大小小一十七座堡垒，每座堡垒可屯兵数百至数千不等，由二万余大顺中营将士戍守，是清军南征的最大阻碍，多年前双方曾在此反复拉锯，清军死伤枕籍却仍无法攻取，最后只能铩羽而归。
而在东岸内河炮艇时不时也来附近转悠一番后，清军就更是绝了强攻拿下巴L县的心思，顺军也趁着清军势力退潮的良机，发展到了湘江和长江北岸，并在那里修建了一些堡垒，以作为巴L县北部的防护兼预警体系，使得岳州府看起来更加稳如泰山。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后来续建的堡垒都是顺军自己独立完成的。他们在本地起窑烧砖、伐树取木，依照东岸工程师设计的既有堡垒的型制，大量征发民夫，仿制出了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堡垒，让因为东顺关系紧张一度撤离后来又返回的东岸工程师们也大为惊异：虽然这些顺国人不懂建筑工程学、力学等相关知识，但照猫画虎的本事倒是不赖，以前还真有些小瞧了这帮土不拉几的家伙了。
只不过顺军目前还缺了关键的砖瓦轮窑技术，也缺乏能够大规模提高烧砖制砖效率、成品率的技术，因此这种大规模修建堡垒的情况也只在与清军势力犬牙交错的湖广前线比较常见，以抵御清军可能有的大规模攻势。至于说深处后方的JX中南部、HN等地，除了实在重要的交通要道之外，基本是很难见到堡垒群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修建堡垒的成本太高了，高到顺国朝廷上下都有些难以忍受的程度——无论是征发民夫、开矿取石、起窑烧砖、伐树取木，还是修建堡垒本身，都是极其消耗民力的事情——要不是军事压力实在太大的话，估计李过当年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都不会采用这种堡垒战术。
郭普夏乘坐的“楚科奇”号武装运输舰（“雅克萨”级的第九艘）在掠过几座厚实的堡垒后，缓缓停靠在了一处特意为其修建的小码头边。这个码头严格来说也是个小要塞，不但安放了四门从东岸进口的小口径火炮，还有大顺自铸的一些小炮（在东岸人看来仅仅是大口径火枪罢了），用来防范可能会有的水面袭击。
码头内驻了三百守兵，全数装备了东岸从RB采购后转卖来的火绳枪，这就是嫡系部队的好处了。巴陵守军，从李过时代起便隶属于中营，也一直是中营权将军、HB节度使、大顺储君李来亨的直属部队之一，因此即便是这些担任守御任务的非野战集群都大量装备了火枪，更别提李来亨亲领的三万多野战部队了——这三万多人中，有一支拣选五营精锐组建的全火器部队，装备四千余杆东岸进口步枪及数十门进口或自铸火炮，规模约五千人，号为“银枪效节军”，是李来亨手下一等一的宝贝疙瘩部队，从不轻动，但一旦出战，基本都能战胜同等数量的清军。
当然对面的清军也不是傻瓜，在见识到银枪效节军以及郭升麾下一支同样全火器部队的威力后，在现实的压力下，他们也慢慢开始了军事改革，即加大军中火器的配备力度、重金聘请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官（当然是私下里了）传授战法，并想尽一切办法改进火器的制造工艺——因为继承了明朝的大部分“工匠遗产”，满清在自产武器这方面倒比流民出身、底子薄弱的顺军要好很多——以期慢慢提高战斗力，与先他们一步改革的顺军相抗衡。
当然了，向来作为满蒙制胜法宝的肉搏、骑射技艺也被同时提倡，满清朝廷希望这种杂糅的军事体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为今后大举南征平灭顺、明等势力打好基础。
以上这些都是这些年看得到的变化，没办法，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催化剂，在生与死的压力下，人们很容易就会妥协，并接触外来的新事物、新技术、新战法。顺军如此，清军同样如此，甚至就连南明这种问题重重的政权都意识到了这方面的不足，并开始有意识地弥补缺陷，这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郭普夏作为宪兵队的中层干部、陆军上尉，常年作为代表处理东顺之间的事务，对顺、清两国军队的成长是看在眼里的。早期甚至还作为教官训练过郭升麾下的人马，大顺派往东岸控制区整训的部队他也近距离接触过，基本上算是东岸这边对顺国军事力量最了解的一人了，他那个组撰写的有关顺国的分析、情报也一直是江志清、梁向俭等主要军政官员案头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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