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航海法》具有极度的排他性，而且将毫无疑问加强其国在贸易、远洋运输、造船及海军方面的实力，久而久之，英格兰的实力将越来越强，而荷兰将持续衰弱下去。康拉德，你应该很清楚，现在英国人置办一条商船的成本已经不比你们高多少了，瑞典人开始向英国敞开出售船具和木材，他们现在唯一所差的大概便是贷款利率比你们高了；而更可怕的是，现在英国人建造、修理专业战舰的费用似乎比你们还低，速度也更快，毕竟他们火炮、帆布、锚链、缆绳、木桶什么的可以在国内制造，而你们需要从别的国家采购，这周期差远了。尤其是在战争爆发贸易不通畅的时候，贵国海军的持续作战能力肯定远不如英国人。”霍伦市的某间宅院内，郑勇口沫横飞地向从瑞典无功而返的康拉德.范博伊宁更陈述着事实。
“该死的瑞典人！”范博伊宁根低声嘟囔了句，然后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小半杯进口朗格多克葡萄酒，说道：“战争结束后第一次品尝这种来自法国的美味，不来点吗，郑？”
“不，谢谢，我暂时不需要。”郑勇礼貌地谢绝了。
“我去了瑞典两年，但一事无成。”或许是喝了点酒的缘故，范博伊宁根的脸色此时有些涨红，只听他说道：“瑞典人明显是在投机，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在投机。他们似乎厌恶了被我国商人把持的经济体系，1654年下半年开始便从吕贝克、汉堡等地引进了许多资金和技术人员，更拉到了为数不少的德意志资本，然后试图与我国的商人们进行抗衡。不管结果如何，瑞典人的心思确实已经很明显了——不，他们现在根本是丝毫不加以掩饰了，他们甚至不顾我国商人的强烈抗议而将市场全面向英国人开放了市场，他们已经在尝试摆脱来自荷兰的资金和技术了……”
“此外，丹麦人也不是好东西！”范博伊宁根猛地将酒杯顿在桌子上，气愤地说道：“我听说英国人在和他们谈判，想要将松德海峡的过路费降低到和联合省一样的低水平，这无疑有助于降低英国商船的成本。这群叛徒，亏得当年瑞典进攻他们，我国政府还出动战舰进行武装干涉呢，但这些卑鄙的丹麦人丝毫不知道感恩，此刻竟然和英格兰勾搭在了一起，这真是太令人失望了。”
范博伊宁根一连抱怨了瑞典、丹麦两个波罗的海国家，这才稍稍平复了下心虚，看得出来，他去瑞典的这两年过得相当不顺，以至于都回来一个星期了，仍然对他们怨念颇深——在范博伊宁根看来，瑞典人之所以有本钱打三十年战争，离不开荷兰的资本和技术，但他们现在又和英国人勾结在一起的行为简直就是背叛！
要知道，范博伊宁根是典型的共和派，而这个政治派别主要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而作为一个荷兰资本家，其最主要的敌人无疑就是英国商人了，因为他们之间是激烈残酷的竞争关系，相反与法国人之间的矛盾倒不是不能协调，必要时可以与法国人结盟共同对付英国；但以土地贵族为主的奥兰治派就不一样了，他们对英国人虽然同样不感冒，但还没到仇恨的地步，相反他们对法国的波旁家族极其反感，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争端在南尼德兰），必要时可以牺牲商业利益与英国妥协，转而全力对付法国。
这两个派别在如今的荷兰可谓是各有支持者，并且几乎轮流控制联合省的政府，165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是奥兰治家族，之后到目前为止则一直是共和派执政。郑勇作为东岸的全权外交使节（以后将常驻阿姆斯特丹），自然是希望坚决反英的共和派一直掌权下去了（虽然不太现实），因为这明显符合国家制定的“联荷制英”的基本国策。毕竟，换了奥兰治派那些贵族们上台，搞不好就会牺牲商人们的利益讨好英国人，然后与英国缓和关系甚至结盟，共同对付近在咫尺且对南尼德兰虎视眈眈的波旁家族，这无疑是与东岸利益相左的，必须尽力阻止。
“别想那些扫兴的事情了，康拉德，你们现在该对付的是英国人。至于瑞典，限制他们就可以了，必要时候可以武装丹麦、勃兰登堡、波兰和俄国，共同抵抗瑞典。瑞典全国才三百万人（其中瑞典人只有120余万），经济也多被荷兰资本掌控，技术上也严重依赖荷兰，他们是无法长久支持下去的。”郑勇觉得自己应该把话题扯到正路上面来了，于是说道：“现在英国人的威胁其实才是致命的，在《航海方案》颁布并开始执行的现在，英国试图取代联合省成为贸易中介人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他们想建立一个以他们为中心、受他们掌控的贸易体系——别以为不可能，事实上你也很清楚，英国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众多的人口，有强大的海军，有足够的各类人才，他们有这些优点，一旦走上正确的道路的话，发展起来可比你们快多了。”
郑勇这话并非没有根据，在签订《威斯敏斯特和约》并赔偿自1611年起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们造成的损失后，英国人的对外贸易在几个月内就翻了一番，且航运业务也获得了大发展，船只租金、海员数量、运输吨位都几乎翻了一倍（战争期间捕获的2000艘荷兰运输船给英国航运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荷兰人现在虽然不知道这里的确切数据，但英国在欧洲及新大陆的贸易额及航运市场份额迅速提升，却也是能够清晰感觉到的，毕竟这些肥肉都是从荷兰嘴里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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