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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修《秦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以史为证，以说明他继承始皇帝法统的正当性。因此这部《秦史》不光是有先秦的部分，还延续到他这七十三代孙再次崛起的过程。
用一部《秦史》把先秦与现在的大秦连结起来，这还是杨芷给秦牧的灵感。以前他在很多场合，声称自己继承的是始皇帝的法统，但那总是缺少说服力，有一部《秦史》作为连结，那就名正言顺了。
历朝历代，总一立国就赶紧给前代修史，究其原因，其实就是要通过史书来否定前朝，同时证明自己得天下的合理性。
这样的情事在后世看似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古代，却是最行之有效、最容易得到天下人认同的办法，因此各朝才这么热衷于修史。
当然，这部《秦史》一开始就标明，这只是上部。至于下部什么时候修，那就是后世君主的事了。
秦牧急于修这部《秦史》，除了要给自己正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给先秦的法治正名。
先秦法治，一千多年来饱受诟病。而秦牧来自后世，自然清楚，历史的车轮最终还是要向法制社会转变。
没有法制的约束，除了社会秩序难以保障之外，国家的权力被滥用，也常常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之一。
秦牧要推动司法改革，这本身就是要推动大秦慢慢向法制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性步骤。最终要进入法制社会，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而要推动改革，就有必要先给“秦法”正名，在独尊儒家的这一千多年中，法家蒙受了太多不公平的诟病。
是以非常有必要修一部《秦史》，纠正以前对法家不公平的看法。
在决定修《秦史》之时，秦牧就向黄道周等人强调，要站在客观的角度看待秦法。如此他还不放心，经常召黄道周、刘宗周、傅青主三人来询问进度；
关于秦法的部分，有时因为观点不同，黄道周三个又臭又硬的家伙，不惜与秦牧争得面红耳赤。
秦牧除了摆事实说道理外，不管三人反应多么激烈，从不以此加罪三人。
如果秦牧一向是个软弱的人，那另当别论。但实际上他这个的皇帝行事风格一向强硬，黄道周等人甚至做好了被贬官的准备。
然而在这件事上，秦牧却始终坚守不以言语及罪的底线，不以皇帝的权威强行施压，而是苦口婆心的跟他们三个人一条一条辩论。
黄道周三人嘴上虽然不服软，但面对皇帝这种态度，心中却暗暗感动。
秦牧其实可以撤掉他们三个人，另换别人来修史，但这样一来，修出来的《秦史》便没有多少说服力了。
就象元代的脱脱不花等人，以马背为生，刚学会拿笔，就来主持修的《宋史》，这自然饱受争论。
朱棣后来修《永乐大典》时，还特意让人重新编撰了《宋会要辑稿》。史家公认，永乐朝的《宋会要辑稿》要比脱脱不花等人修的《宋史》更符合史实，更有说服力。
因此随便换人来修《秦史》这是不可行的，秦牧也只能和他们一次次的争辩，为秦法正名了。
除了《秦史》，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纸质龙币的发行，这天在朝会上经众臣合议，通过发行三百万龙币的决定后。秦牧隆而重之，由太常寺奏乐，带着朝中文武百官，出大秦门，前往天坛祭天。
感谢上天保佑天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业兴旺。因此大秦需要更多的货币才够流通，经皇帝与七品以上的京官一起合论，通过增发三百万龙币的决议，特来祷告苍天。
这件事被搞得隆重而神圣，秦牧本意是想将此事上升到神圣的高度，以制约后世君主乱印纸币。但没想到却因此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百姓对新发行的纸质龙币认同度非常高。
这可是皇帝带百官亲自到天坛祷告上天，得到上天允许后才发行的货币，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就滥发的。有感于此，百姓对纸质龙币的信誉自然放心多了。
再加上这两三年来，朝廷力挺宝抄不贬值，因此三百万纸质龙币发行之后，很受百姓欢迎，再也没有出现象当初发行大秦宝钞那时民众拒收的事情。
而朝中官员也很识趣，没有谁因此立即提议加印纸币，谁敢上这样的奏章，秦牧非把他贬到北海去放羊不可。
对各级州县的同知、县丞的司法培训，开始在全国各个行省全面展开，这件事不能搞试点，一试必定出问题。
因此不管地方官员有什么异义，秦牧看准了，就一力推行下去。
与此同时，西南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朝中官员的注意力，捷报不断传来，尤其是崔锋进展十分迅速，把秦牧担心的朱三太子一下子赶到洞吾国去了；
如此一平，别说他是未经证实的皇子了，就算是朱由榔那种正式登基过的皇帝，流亡到国外后，影响力也会大大减弱，这让秦牧暗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等着看海陆两军狠狠地胖揍洞吾和交趾了。
对于这场战争，秦牧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里准备，并不指望海陆两军短期内就能全面平定整个中南半岛。
因此这次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杀入中南半岛能占就占，若是条件不成熟，就象当初满清入关一样，进行一种掠夺式的战争，从财富的人口，能掠夺多少就掠夺多少，甚至把整个中南半岛弄得荒无人烟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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