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也不是没原则的这样搞，如果搞成冤假错案，督导员也要负责的，甚至有可能坐牢吃官司，如果本人牵扯进行贿受贿等事件，枪毙都有可能。
所以，那些督导员也不会刻意搞冤假错案，顶多是挑剔了一点而已。
虽然这种监督制度简单粗暴，而且极度苛责，但反而赢得了地方民间的喜爱，大家似乎对这种苛责不以为意，甚至引来更多人来竞争那一系列的官位。
当然，选举制虽然是以西方制度为本，但也加了一些本地化的色彩，比如选举这个词，很多地方就叫成了推举，毕竟在古代，中国的很多地方官的确是地方推举出来的，而且，比起选这个字，推这个字更有荣耀感，也更有官老爷的感觉。
毕竟选这个字，说明官员是弱势，选民是强势，推的话，说明你是受爱戴，大家公认你有能力，更有面子。
不管怎么说吧，地方选举，或者说地方推举制，在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已经越来越完善，很多地方都组建了成系统的政府班子，而且几乎全部满员，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是缺编的。
官员多了本身是好是，因为这意味着中央的命令可以更好的被地方执行，毕竟地方官的作用，不就是执行中央的命令，替中央看好地方，同时收钱收税的么？
但问题来了，最大的税收，土地税要补贴教育，很多都是当地自己就截留了，所以收不上，而其他税收，比如商业税，工业税之类的，大多数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那个环境。也就是说，大多数地方依旧是以农业为主，工业几乎没有，商业也很低迷，按照帝国的收税标准，也收不到什么钱。
结果就是，官员多了，要钱的多了，可从地方上收的钱却很少，并没有因为地方官多了而增加，反而支出却越来越大。
第一年还好，到了第二年下半年，也就是1863年下半年的时候，这个赤字缺口就猛增到了一千万华元，可以说是严重的赤字了，政府也彻底变成了赤字运行，赚的不够花的。
其实在现代社会，赤字财政也没什么，很多国家都这么搞，甚至经济情况良好的时候也这样做。
但是，现代社会跟这个时代不同，那时候大家都是玩信用货币，都是发纸币，没钱了，可以玩命的印钞票，发国债等等，反正能应付过去，而加印钞票与发国债，也是赤字财政能运行下去的根本原因，否则的话，你想赤字都没的玩。
然而在这个时期的中华帝国，虽然也有纸币在发行，可民间最信任的依旧是银元金币之类的贵金属货币，这些东西的总量是一定的，所以无法通过滥发纸币的方式去大规模玩赤字。
早先的时候，李永吉自己可以用购买国库券的方式去补贴国库，可当李永吉离开中国后，这个最大的金主就失去了，而新国债的发行却并不理想，这倒不是大家不想买，实在是大家普遍手里没钱，有钱也都忙着先解决温饱，哪里有余钱去投资买国债？
至于能买国债的土豪，现在在中国能赚钱的项目多了，随便搞个海外贸易，或者随便开个工厂农场的就能赚大钱，国债时间长，利息少，何必去买那东西呢？
当然，就目前来说，国库还能支撑下去，再说李永吉最近在美国赚了不少，而且也责令国内的内务府从内库里调了一笔资金，去购买国债，多少缓解了一下国内的国库赤字危机，但这种支出越来越大，收入却增长缓慢的情况，却让沈世明承受不了了。
沈世明虽然也是商人出身，但他长期以来都讲究收入要大于支出这一套理论，现在天天看着国库处于赤字运行，他就开始想尽办法增加国库收入。
他像李永吉提出了很多办法，比如先暂缓扫盲教育跟基础医疗服务，结果都被李永吉给推翻了。
最后看沈世明愁的不行，李永吉才给沈世明出了个主意，那就是除了李永吉指定的几家核心企业，诸如中信银行，戴梦得珠宝、拜耳药业、长芦盐业集团、新农集团、马鞍山重工业联合体等十家皇企外，其他遍布各地的像经营服务性行业，或者粮食买卖，食盐买卖等传统商业行当的皇室企业，也都要交税，且缴税力度可以比普通民企高一些。
另外，这些打着皇家旗号的商人，不管是谁，包括他这个皇帝，都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标准，以公开的收入为准。
既然是皇帝的命令，加上这个办法的确可以大幅度增加收入，所以沈世明也就遵照执行，结果这样一来，就让亲党的众多既得利益者怨声载道，开始跟沈世明作对起来。
为了推行这些政策，沈世明只好黑着脸强行推行，大家不敢找皇帝的麻烦，只能找沈世明的麻烦。
沈世明也聪明，感觉自己一个人承担压力有些太大，于是就事事请教皇后，毕竟皇后掌管内务府，很多事情，尤其是像皇室企业征收税收的事儿，离不开内务府的帮忙。
皇后年轻，又喜欢清静，没什么政治头脑，所以不管别的，既然皇帝打过电话，说让她这么做，于是她就照办，基本上沈世明说什么，她就批什么。
久而久之，大家就把沈世明看成了后党，尤其是李永吉的老爸李正祥，大概是最近闲的蛋疼，居然也听信了别人的什么阴谋论，居然把皇后与沈世明看成了李家的威胁，搞了一票不知道哪儿来的皇亲，动不动就跟李永吉的媳妇，也就是帝国皇后殷素素打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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