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现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只有一个基本框架，但各方面都严重缺人，很多位子都是只有官位却没人上任，所以就算开会讨论出一个章程，具体到下面的实施，也不会有多少效果。
毕竟中华帝国讲究依法治国，按照沈世明的理解就是讲法家，所有官员的行政作为都有法可循，虽然没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什么级别的官能管多大的事儿，还是有明确规定的。
比如市长就管本市的事儿，市警察局长就管本市的警察局，市财政局局长就只管本市的财政问题一样，简单说就是各司其职，不能越权。
本来这是个好事儿，能够责权分明，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找到相关负责人，避免互相推诿，这就叫官员负责制。
而在官员负责制的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懒政惰政，还同时实行行政命令限时制。
所谓行政命令限时制，就是指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官员的情况，规定一个执行命令的时间限制，以加快官员执行命令的效率。
具体而言，比如一个行政文件从上级官员签署生效，到派到下面的官员具体执行，都有不同的时间限制规定，或者说有一个限制的缓冲时间。
如果在时间限制内执行公务并完成命令，就是优良，如果完不成，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执行公务，那么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解释要是不被上司认可，就要受罚，但不论是否被上司认可，你都是多了一个未能按时完成行政任务的污点，这个污点会记录在案，伴随你的一生，影响你以后的政绩考评。
平心而论，官员负责制加行政效率限时制，的确可以加快行政效率，让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通常是得到命令就赶紧去办，生怕做晚了就被责罚，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这两套制度，可以说最早是出自李永吉的建议，但最终制定并实行出来的，却是首任首相李永昌，这也是李永昌最得意的几个制度之一。
但是，万事有利有弊，这两个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催逼制，再加上各地的内务委员的监督挑刺，导致所有中下级官员在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通常不会多做考虑，不会过多考虑下面的实际情况跟困难，而是一门心思先强制执行上司的指令，这难免会有些生搬硬套，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谐。
虽然现在因为官员少，命令也少，问题还不算多，但因为行政命令过于生硬，从而造成的官民冲突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不少。
最典型，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强拆问题以及修路问题了。
不管是为了以工代赈也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的联系也罢，反正李永吉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修路，他的九个生产建设兵团，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城市建设，比如南京建设兵团的大部，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几乎都用在修路上，所以本质上就是九个修路大军。
修路本身是好事儿，特别是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既能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改善民生，还能够加强国防，算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这在沈世明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政策。
但是，因为修路的时候过于简单直接，只强调简短，路线几乎都是从地图上直接划线，最多考虑到是否要绕山饶水而行，却根本没考虑中间会遇到多少个村落，多少个民居，也没考虑遇到民居的时候要不要绕道，因此修路过程中必然更当地住户产生冲突。
简单说，修路的宗旨就是十六个字：遇山绕路，遇水搭桥，见房拆房，见坟填坟。
虽然也有补偿款，但补偿款的数目是不同的，通常是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以及被强拆户的经济情况来进行补助。
而且，很多地方，特别是遇到祖坟的情况，那是给多少钱也不搬的。
本来类似这种事情需要好好的协商解决，问题其实也不算大，可就因为官员负责制以及行政命令限时制的催逼，加上中华帝国新政府官员大都是商人小吏等投机分子，又仗着警察的撑腰，只顾着上司命令，从来不管下面死活，所欲遇到这种事情都是直接动手强拆。
可想而知，这种拆屋填坟的举动，必然会引来淳朴民众的反抗，而一旦发生反抗行为，根据帝国政府的规定，那就是根据事情的性质以及影响不同，把反抗评定为冲突或者造反。
简单说，就是反抗规模小，暴力抗法的村民人数少，抵抗小，那惩罚力度就小，反抗规模大，村民抵抗力度大，那惩罚力度就大。
惩罚力度都是以法律的形势分级，最低一级叫官民冲突，一般是先进行调解，劝说，这个调解期有时间限制，如果调解期间劝说不成功，那就根据情况修改政令或者强制执行，但通常是强制执行，而强制执行的后果，就是把闹事分子抓起来，行政拘留十日到三十日不等。冲突期间，执法者可以使用有限武力，也就是冷兵器，比如警棍、盾牌，但不许使用杀伤性武器，擅自使用杀伤性武器的严惩不贷。
高一级叫动乱，动乱通常是直接调集警察进行抓捕镇压，先把人抓起来再说，这期间通常会使用有限热武，比如可以使用步枪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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