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吉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秋收庆典，但因为可以使用无线电通信，所以秋收庆典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不过，因为李永吉目前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在广德县的工业建设方面，对秋收庆典上的事情，他只是选择一些重要的事情听，比如高产水稻的实际产量等问题，还有农兴公司的股票发行情况，至于新政府班子的建设问题，他都全权交给自己的哥哥处理，并不怎么过问。
这并不是李永吉不重视政府建设，而是他觉得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才是第一位的，至于政府班子问题，只要不阻碍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怎么样都好，在这个方面，充分放权给自己的老哥，才更能发挥人家的作用。
其实之所以李永吉肯放权给自己的哥哥与老爸，到不完全是因为亲情的缘故，实在是他俩在之后的表现中都显示出了极高的管理才能。加上李家在这里人丁单薄，家里人十分注重团结，也很通情达理，从来不给李永吉拖后腿，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至少在民政方面，李永吉还真找不出比他俩更合适的帮手了。
因此，李永吉才不管任人唯亲的问题，也不管别人私底下怎么说自己，只要能帮到自己，能不给自己拖后腿，他就大胆放心的用。
实际上，李家人能这么团结，也跟他们的阶级地位有关。
中国传统的商人阶层，一般是指无地或者少地，同时没有功名在身，依旧亲自参与商业流通的中小商人阶层，那些脱离了商业流通领域，有功名在身，有大量土地，坐吃利息或者商业红利的，已经属于士绅阶层，不是商人阶层了。
受几千年抑商的传统思维影响，那些参与商业流通的中小商人们徒有金钱却没有地位，要受到方方面面的盘剥，所以这个阶层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剥削阶级，而且就地位而言，他们还不如自耕农，也就是到了晚清，他们的地位才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变的比自耕农略强一些。
李正祥一家身为小商人阶层，过去也是不受主流的士绅权贵阶层待见的，属于有点钱，但却没什么政治地位的阶层，不看别的，光看看李正祥找的老婆也不过是衙役之女，由此就能看出他们的社会地位。
所以说，这样的一家人在乱世中崛起，必然会优先寻找自己相同阶级的人组成同盟，很自然的就根据亲疏远近，把这些同类人聚拢在周围，又靠精武军的武装威慑以及李永吉搞出来的现代物资，凭着拳头与金钱，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阶层。
也就是说，以朱家角李氏家族为核心的新权力阶层，核心成员就是由小商人、地方小吏还有自耕农跟佃户组成的中下阶层，所代表的也是这个阶层的利益，与原先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掌握大量土地以及官场资源的士绅阶层，本来就是天然的敌对关系。
正因为如此，参加秋收庆典的人，或者说未来江南军政府的领导班子组成方面，掌权的几乎从上到下都是这些小商人，至于那些新政府的副手，则是传统的衙役小吏阶层，也就是说新政府掌握权力的人，几乎没有传统的士绅阶层。
当然，这不是说李永吉或者李永昌没给传统的士绅地主阶层进入新统治阶层，或者说进入江南军政府的机会，实在是他们自己放弃了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自持身份，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李永吉，看不起精武军，也看不起李正祥这些人，所以他们不屑于加入精武军，也不屑于加入江南军政府这个新体系，他们内心中还是更向往清政府，哪怕这是个满人统治的集团。
在士绅阶层心中，民族问题远不如既得利益重要，而且也不相信精武军或者军政府敢找他们的麻烦，所以才等一等，看一看，跟精武军来个非暴力不合作，属于不反对，也不支持的状态。
反倒是那些小商人跟衙役小吏，他们没皮没脸，给好处就上，或者说很会见风使舵，所以才及早投奔李永吉，所以在新政府的权力分配上，他们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回报。
那么，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这个从底下窜上来的新阶层为了保卫自己的新权力，或者说获取更大的权力与利益，这个由小商人，小自耕农，佃户，还有衙役小吏组成的新权力阶层，就开始捉摸着向原先压在他们头上的士绅阶层开刀了。
这把刀，就是丈量土地，一旦开始丈量土地，就等于彻底得罪原本的士绅阶层，必然会激起对方的强烈反抗，属于风险与利益并存的一种激进行为。
原本李正祥这些人是没这个胆子的，但精武军的强大给了他们这个胆子，经济利润的不断扩张，又刺激了这个胆子，所以他们才开始真正的打算向士绅阶层宣战。
事实上，过去李永吉因为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加上一直把精力先放在军队建设是，还没空玩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因此的确没找这些士绅地主的麻烦，但这不等于一直不找，一旦开始丈量土地，矛盾必然尖锐化，到时候这些士绅地主也必然会激烈反抗。
对这一点，李永昌等人早有预料，所以在秋收庆典结束后，李永昌特地挑了一批特定的人选留下来，比如各级市长县长之类的人，大家一起闭上门商量了许久，要的就是给这些士绅一把狠的，来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中国资产阶级式的打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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