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佐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能够与张居正这样级别的高手过招。任何一个走到领域巅峰的人物都有着远超常人的精神世界。这是境界上的差异，不是知识所能弥补的。
更别说张居正专精的领域是“政治”，专门琢“统治”的高深学问。
徐元佐的长处在于有着足够广阔的信息基础，以及使用较为开放的思维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而在徐阶、张居正这个级别的大佬面前，分析信息得出结论并不会像先知那样引来“膜拜”。
正常情况下，徐元佐都站在被考校的位置上，等待人精先生们给他评分。并且根据分数高低，颁发相应的小奖励。
“小子敢问恩相，世间是银贵金贵？”徐元佐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张居正对他存有好感的底线。
张居正没有介意“恩相”的称呼，也就等于默认了自己愿意提携徐元佐。他道：“自然是金比银贵。”
徐元佐松了口气：“小子只是担心黄金于国无用。”
张居正笑得很和蔼，无声地告诉徐元佐：你何至于如此天真呐。
徐元佐继续道：“小子之所以有如此误解，乃是因为朝廷在黄金之事上，既没有开源，也没有节流。”他不担心张居正失去耐心，故意停了停，方才道：“先说开源。小子尝读古书，知极北肃慎之地，有河流焉，其中富有金沙。而朝廷却将奴儿干都司弃如敝履，不闻不问。又海外婆罗洲等岛屿亦有金山，而朝廷仍旧不加正视。”
张居正轻轻抚须。他不是微末的蚁民，听到一点诘难便亟亟跳起来反驳；他也并不在意这两个地方是否真的有黄金。他最先考虑的问题是：徐元佐用意何在。
徐元佐又道：“再说节流。小子有心经济之事，从海客处探得消息：日本与泰西诸国皆用金。若比价于银，则我大明一金能兑六两白银；日本一金能兑七至八两白银；而远在泰西的红夷之国，一金能兑十二两白银。”
“竟然是倍利！”张居正抚须的手指微微一颤，停了下来。
作为大明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张居正当然知道商业的重要性。让利给小民，与让利于外夷可是两个概念。尤其红夷、弗朗机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攻击性，与他们交往更要提高警惕。
“然也。”徐元佐轻轻道：“他们从极西之地运来白银，然后在广州、月港换购黄金。六两买一金，运回国便是一倍的利润。而我国白银日多，黄金日少，此不啻于以贵易贱矣！”
张居正并不赞同徐元佐“以贵易贱”的说法，因为黄金虽然贵重，但并不是大明的法定货币。如今银、铜都可以直接用来纳税，所以白银在社会用途上要比黄金更为重要。
然而物以稀为贵，先民以贝壳为通货，谁能说未来是否会以黄金为通货？若是真有那么一天，大明的黄金却都流失海外，岂不是白叫红夷占了便宜？
张居正清了清喉咙：“敬琏有心了。此事的确该当着意，不能叫外夷奸商鬼祟获利。”
——人家也是合法套汇，谁让咱们没有监管呢。
徐元佐微笑垂首，好像十分享受张居正的夸赞。
张居正道：“此事涉及海贸。朝中亦有人提及，月港开海有利太仓，有利民生，该当仿效宋元，在福州、宁波等沿海诸府设立市舶司。敬琏以为如何？”
徐元佐心中打了腹稿，道：“恩相。此事固然好，但不急于一时。”
“哦？”
“设市舶司收海商之税，的确能够增益太仓。而沿海百姓转运商货，贩卖柴米，自然也能改善衣食，以此谋生。只是市舶一开，漕运怎办？海运快捷省费，从地方官到纳粮户，谁不想走海运呢？到时候运河沿岸十二万运军如何安置？”徐元佐道。
张居正微微颌首：难怪你要先跟我说东北、海外有金沙金矿，这是叫我把人安置到边塞海外去啊！
徐元佐继续道：“更何况若是开市舶司，该置于户部？都司？大内？锦衣？年有万金之利，想来必有争执。如今朝局未定，恩相何必亟亟定策。”
张居正道：“看来你是不建议开市舶司的了。”
徐元佐笑道：“小子以为末业亦可兴国，当然愿意看见太仓丰盈。不过广开市舶，还是操之过急。不如先完善月港，再议其他。”
张居正结束了这个话题，又问道：“海刚峰在江南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民间议论如何？”
徐元佐迟疑了一下，道：“太祖高皇帝不许生员议政，小子故而不敢参与民间议论。仅仅过耳所闻，百姓还是觉得此法虽妙，却太过繁琐。”
“繁琐？”张居正皱了皱眉。
“农家要将米粮丝布卖出去，如此才有了银子。用银子完税，却又有成色之别，要算加耗。大部分地方倒是平安过去了，有些地方之人锱铢必较，故而常惹出争闹的局面。”徐元佐道。
这话里三分事实七分粉饰。小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岂能跟税吏耍大方？自然是要锱铢必较的！而这造成的后果却不单单是争闹，有些时候还要暴力抗税呢！仁寿堂为什么能挣包揽税赋的银子？正是因为仁寿堂足够暴力，不怕别人抗税罢了。
张居正叹声道：“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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