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袁肃的的确确与胡毅生有所接触，并且还是三番四次的约到庄园上见面。他知道这件事迟早肯定会让袁世凯的耳目获悉，与其遮遮掩掩弄得更有嫌疑的样子，还不如摆出一副光明正大的样子，省的到时候还会让人指责做贼心虚。
即便是在北洋发来电文，邀请他赴京到总统府过中秋节之后，自己照样还是没有任何收敛，继续跟胡毅生进行了几次会谈。既然从一开始就打算演一出好戏，那就索性将这出戏演到底。不过为了避免不把这出戏演穿帮，几天之后他还是安排胡毅生尽快离开了天津。
虽然哪怕胡毅生让袁世凯逮捕了起来，他照样还能有脱身的借口，但自己还得借助胡毅生的嘴巴，在返回香港后向革命党传递一些消息，因此还是要尽量避免夜长梦多。
胡毅生离开天津的第二天，旦赏庄周围的异样状况便愈发明显起来。就连负责旦赏庄安保工作的警卫连都多次指出庄园已经遭到监视，使得安保工作要变得愈发谨慎起来。
对此，袁肃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甚至怀疑是袁世凯专门安排那些监视自己的人，故意在每天的活动中露出一些马脚，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担惊受怕。反正现在胡毅生人都走了，他从始至终又根本没有打算帮助革命党反帝反袁，心中坦然无愧，怎么可能会担惊受怕？
至于在与胡毅生接触的那几天里，他从一开始表现的很戒备，到最后又慢慢的开始信任对方，整个过程全部都是在演戏罢了。现在回想起来，他倒是觉得自己很有演员的天赋，无论是情绪还是面部细微动作，都把握的很到位。
他最终并没有正面给予胡毅生关于反帝反袁的答复，而是精心安排了一些并不严格的措辞，来暗示自己确实有反对帝制的心思。不仅如此，他还明示胡毅生自己目前手中还掌握着昔日旧部兵权，只要时机成熟，振臂一呼便能召集数万人马围逼京城。
在好几次会谈之中，他都再三强调“时机成熟”这四个字，同时也很直接的询问中华革命党对反帝制的革命活动计划。只可惜胡毅生虽然很想表现一番中华革命党的决心及其相关筹谋，可问题是目前连经费问题都没能解决，又何谈详细的计划呢？
胡毅生只能很尴尬的用革命行动需要保密为理由，暂时敷衍了事了过去。
不过为了拉拢袁肃，胡毅生还是尽可能的放出一些大话，将原本还是悬而未决的事情当作八九不离十的事情来说。他告诉袁肃西南诸省的各位督军对帝制一事都十分反感，已经在秘密开始筹划发动武装倒袁的行动，而且所有细节都由中华革命党参与其中，可谓是强强联手，纵然不可能一路北伐至北京，但在南方制造大动静、牵制北洋军还是很有把握。
袁肃并不在乎现在西南诸省与中华革命党究竟协商到什么程度，只要最终能策动西南诸省发动倒袁的行动，自己的计划便能很快得以实现。
于是，他在最后几天又向胡毅生做了进一步的暗示，基本上算是默认自己会参与倒袁的行动，如今只需要西南诸省和中华革命党率先打出声势来即可。
胡毅生不是什么文绉绉的人，一定非要得到袁肃亲口承认方才算数。对于他来说，现如今袁肃都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足以显出了诚意。于是不管是从表面上还是内心中，他都没有任何感到怀疑的地方，相反还有隐忍不住的兴奋。
就在胡毅生离开天津的第三天，旦赏庄忽然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政界宿老。
自民国成立之后，国家改头换面，昔日不少政治场上的名士如今退居幕后，或在租界或回故里过着清闲的日子。天津与京城相隔不远，又是衔接国内国外的重要海陆枢纽，再加上中西文化的贯彻融合，自然成了许多退休政客寓居的地方。
从三月份袁肃搬迁到天津之后，渐渐便与寓居在天津的许多前政治名宿、社会贤达，又或者现在依然挂着一些名誉头衔的士绅们有所来往。有时候各国租界董事局或者领事馆举办宴会，同样都会邀请包括袁肃在内的中国名士到场参加，单单是在这样的场合都能增加彼此的联系，久而久之也算是结下了一定的交情。
而这次突然造访袁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与北洋三杰同资历、同辈份的徐世昌。
从小站练兵开始，徐世昌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即便是在袁世凯遭到清廷猜忌，甚至险些招惹到杀头之祸时，都是由徐世昌在朝中上下奔波走动，为袁世凯求情说理，最终才使得袁世凯可以全身而退。待到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一直力邀徐世昌出山，而徐世昌本人同样不甘寂寞，鞍前马后在北洋政府内部打理了许多事。
直到去年年中传出帝制的传闻后，徐世昌总觉得这件事风险太大，害怕被袁世凯拖累而选择辞职暂避天津。但实际上任谁都很清楚，徐世昌这个书生出生的政治家同样心怀不小的政治野心，否则后来也不会在安福俱乐部的扶持之下出任大总统。
现如今，徐世昌对袁世凯的说辞是自己年事已高，希望能好好休息一阵。即便袁世凯再三挽留，甚至在徐世昌寓居天津期间还多次发来电文邀请复职，依然还是改变不了徐世昌的心意。对于徐世昌来说，哪怕现在国内风声再偏向北洋政府，哪怕筹安会和政府喉舌宣传造势的再厉害，推行帝制终归是倒行逆施。与其要去冒这样的风险，还不如暂且置身事外，即便到时候帝制成功了，一两封书信的功夫照样还是能够再返回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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