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袁肃主要的重心暂时放在商丘的整顿善后。
他前后召开了两次简单的会议，两次会议都没有任何废话，简洁明了的布置下去政治任务，同时严令临时组建起来的民政府必须一丝不苟的完成任务。所谓的政治任务，重点自然还是兑现之前的承诺，加大对商丘民间的救助。
民政府遵照袁肃的意思，除了之前在各地开设的救助站，每天向所有老百姓免费提供粥食之外，还组织本地工、商人积极恢复开市。工厂开业，商人开市，社会秩序便能恢复运行，许多流民也能找一份临时的工作来混一口饭吃。
当然，这还仅仅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如今正值春季期间，正是农忙之时，而因为之前的民乱和苛捐杂税，导致大部分农民揭竿而起，所以农民这边反而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所在。整个商丘乃至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流民当中大部分是破产和走投无路的农民，包括之前进攻商丘俘虏的民军士兵，百分之八十全部都是本地流离失所的贫农。
为了有效的改善这些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袁肃不仅亲自出面做出保证，所有商丘本地有户籍的农民都会得到一份永久性的私人土地，至于不是商丘本地户籍的农民，则会得到由官府出租的一份土地。用以分配的土地资源一部分是无主之地，一部分是没收逃跑地主的土地，还有一部分则是与地主协商捐纳出来的土地。
所有农民限期到各地救助站登记报道，按照家庭人口状况来划分土地大小。所有划分好的土地立刻由官府签发地契，同时由官府出租一批农具和农作物种子，用来帮助农民能够立刻开始投入生产作业。
不管是出租给本地老百姓的农具和农作物种子，还是出租给非本地老百姓的土地，所有租金都是以最低廉的方式来签署。同时为了尽快稳定和恢复商丘的社会秩序，民政府还特别按照袁肃的吩咐，宣布免除两年农税和降低两年工商业税。
减免税负不仅是直接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政策上的优惠，同时也是给资本主义一次阶段性发展的机会，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缓解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不至于给了劳动者好处而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有了惠民政策，袁肃同时也不忘肃正法纪，无论是制订的救助站计划，还是分配土地的一些政策，这其中都是需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统计。越是庞大的统计，越是有弄虚作假的缝隙。同时战后商丘各地的治安问题也让人堪忧，所以一定要恩威并施如此才能保证秩序。
在袁肃的授意之下，商丘民政府公布了《代政府约法十七章》的法规文本，该文本分为十七章，包含了民事、刑事、军事三大类的法纪法规。主要是用来针对趁虚作乱、诈骗政府福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扰乱民安等方面的不法行为，所有被收录在文本里面的条规，一律是重典重刑，轻则劳役、重则枪决。
《代政府约法十七章》一出，短短几天的时间就传遍整个商丘，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震动。虽然有不少人法纪人士认为这套法典文本太过苛刻，但是也有不少人认定这位从中央而来的年轻都督是下定决心要动真格的。不管是否过于苛刻，只要能起到效果，对那些遵纪守法的老百姓们来说并不算什么坏事。
除了进行以上这些布政工作之外，袁肃在这过去的几天时间里，同样忙着梳理关系，解决招降方面的问题。早在月底的最后一天，他便发了电文到北京阐述自己对待周宝林的招降政策，而前后过了三天的时间，中央政府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批复，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只说河南省内之事一律由都督张镇芳裁定。
而就在这份电文发到商丘后的第二天，开封都督府终归是失去了耐心，派遣专人来到商丘向袁肃当面质问周宝林拘押的事宜。被派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张镇芳的副官程世昌和第十七师副师长李潜。想来程世昌是专门来处理周宝林一事，但是李潜却却显然另有所图。
就李潜带着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人马开进商丘城，而且还是轻车熟路进驻了睢阳和濉河东部几个空置的营房，俨然摆出一副要常驻下来的态势。不用多猜，袁肃也很清楚李潜是奉命要从第三旅手中接管商丘。
他不清楚是一开始张镇芳就没打算让第三旅坐镇商丘，还是因为自己不肯交出周宝林而触怒了张镇芳，以至于其恼火之下想要过河拆桥？在他的印象中，张镇芳是一个骨子里守旧的人，所以对家庭亲从观念也应该更重视才是，更何况一个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能够做到堂堂一省都督，全靠的是袁世凯一手提拔，对方又岂敢对袁氏子弟如此明目张胆的翻脸？
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对于袁肃而言花了大功夫拿下商丘，这段时间又制订了详细的善后计划，一切都有条不紊，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捞到就放弃？他暗暗在心里盘算着，自己势必要以最强势的态度来表明立场，料想张镇芳再有多顽固也不敢对第三旅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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