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次宝廷敢于用这样的办法对付自己，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是因为他身为言官，比自己更深刻的了解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中国人愚昧、野蛮、迷信、残忍的阴暗一面！
在一个民众和官员能把电报和铁路看成是妖术的国家里，可以当作是妖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想到这里，林义哲的后背冒出了冷汗。
他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痼疾所带给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可能是因为危机感过于强烈的关系，林义哲竟然一下子想到了好多……
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当中，官僚集团可以说是处于中间的阶层，他们一方因为暴民的狂怒易变而担心，另一方面，又因君主的反复无常而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这两者都对他们感到自身所在的现存体制构成了威胁，是以他们才试图通过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人来击败前者，通过对君主封锁消息来挫败后者。官僚们设置的路障：谨慎地隐匿情报，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通过这些办法小心地进行自我保护。腐败僵化的官僚制度这时反而成了国家结构中起最重要作用的锚！
历史是面镜子，它其实并不能够照清现在，也不能从它当中看清楚未来……
恐慌来自于民众，制造恐慌的同样是民众，民众既显得避之不及，又同时趋之若鹜。在此之中，“摄魂”代表着一种虚幻的权力，而指控“摄魂”则象征着现实的权力，它所体现的都是民众的无权无势——这似乎带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色彩：“在这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摄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林义哲知道，只是这种所谓的现实权力，对于民众来说也只是海市蜃楼，与“摄魂”其实别无二致。
但对于民众而言，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当中，掌握哪怕一丝的权力都是对于自身的保障，因为在平时，他们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的，他们没有正当的权力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益，甚至连卑微的生存底线都无法得以保证。
对于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中的人们，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社会被无情地撕裂，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因为利益彼此对立、仇视：大到本地与外乡、平民与僧道，小到两间竞争香客的寺庙、两队争夺生意的石匠。每个人可能刚刚用“摄魂”置人于死地，转眼成为别人“摄魂”指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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