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日记》：
“廿五日（1875年4月1日），忽雨忽晴，殊凄惨，卯正三刻齐集，入门则已立仗读文矣。随班跪叩，即出。饭后访徐兰士未晤。申初赴内阁政事堂会看海防复奏稿。昨日所拟，李兰荪以为不要，遂易此稿，其实亦空言耳。其大略言不必过事铺张，请放筹海大臣，购求火器，却未指明铁甲船；开煤铁，加盐厘，皆在不可行之中，然余并未指明。余曰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议行，当时颇有和之者。李兰荪亦以为然，遂以借洋款归不可行。馀则不痛不痒，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筹饷则毫无措置也。划稿而出，真是儿戏。”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会议，恭邸、醇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审通篇，无处不为圣言，似难以驳诘。……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内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长短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坐，前仆于地，脸破出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坐，跄于阶前，唇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坐，亦前仆，倒栽于地，头破。由是再无上前坐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胜郁愤，是夜发病。”
《定国是诏》：
“数年以采，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师西法以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矿业、造轮船、练新兵，创电报，修铁路，立水师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有用为无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船政水师学堂为各行省之首倡，举办多年，成效多显，唯生源不广。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谇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将此通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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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思贤讲舍。
一间书舍里，一位年纪约四十多岁的面容清矍的中年文士，正坐于书桌前，翻动着一本线装书，在他的桌上，已经堆了厚厚一摞书籍。
而下边坐着的他的学生们每人的书桌前，也同样的摞着厚厚的书籍。
在书舍内的影壁上，挂着一张巨大的白布，白布上用正楷写着一行行的字。下边的学生们不时的抬头，看着白布上的字句，在书中翻找着什么。
白布上写着的，赫然是林义哲的“请兴海军护海商经略大洋折”的内容！
中年文士在书中翻找了好一阵，似仍一无所获，不由得重重的一拳擂在了桌子上，让桌上的书都禁不住弹了起来。
这位中年文士，便是大名鼎鼎的湖南名士王闿运。
“林家妖孽，安敢如此！”王闿运恨声连连的骂道。
见到老师发怒，下面的学生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也不怪王闿运发怒，实在是因为林义哲的这篇文章太过无懈可击，是以他连日来召集学生，一道来寻林义哲文章中的毛病，但却一无所获。
“壬父，如此寻找，怕是不成的。”另一位当世名士李慈铭来到王闿运的身边说道，“他这文章，处处紧贴着圣人之言，又夹有圣祖训，实是难以辩驳。”
“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也是如此这般！其时未能及时揭破他的奸谋，以至于让他混淆视听！”王闿运怒道，“当初他说洋夷亦崇圣道，便是欲要视洋夷为人，可惜未能识破此中杀着，至有今日！”
“是啊！他这一手暗棋，谁都未曾料到。”李慈铭也禁不住长叹起来。
清流士子们反对洋务抵制西学的一大法宝，便是“洋夷非人”，既然洋人连人都不是，那他们的东西，还能学么？但是他们没想到，林义哲出使西方回来后，写的《西国圣道考》证明西方国家也尊崇孔孟之道，这样一来，洋人通了圣道，就是人了。自然洋人的东西，也就可以学了。当林义哲的《西国圣道考》刚刚刊行于全国的时候，王闿运读到这篇文章，除了感觉不舒服，想挑毛病又挑不到外，也没有多想，而当他看到了林义哲这一回上的这个“请兴海军护海商经略大洋折”时，这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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