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权力结盟而致富，使其财富的获得具有原罪，这种原罪导致一种恶性循环，随着财富的增加，巨商对权力的依附只可能越来越强而非相反，商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从来不敢像《大宪章》诞生时期的英国商人那样，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与权力握有者博弈，只能仰权力鼻息，或者用金钱支持某个官员为自己谋利。如此，与权力结盟只会使商人更加骄纵，于是，“为富不仁”几乎成为公众贴给富商的标签，而权力掌握者利用“告缗令”发动群众运动往往很有成效，在权力和民粹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商人和商业，在千年的帝政时代里，其生长必定是畸形而艰辛的。依附权力的商人得志时威风八面，但一旦得罪了权力，顷刻就可以使其破产，甚至不保身家性命，明王朝定鼎南京后，江南首富沈万三被朱无璋随便找个理由抄家、充军便是典型的例子。
当商人阶层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甚至他自己最基本的人身权、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时，他们怎么可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古代商人一掷千金为善，多半是两种情况，一是基于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造福乡梓而获得光宗耀祖的快感，因此那些远离故乡的陌生社会里，坑蒙拐骗无所不干而暴富的商人，回到故乡却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谦谦君子。二是取悦于权力，在权力的要求和暗示下“乐捐”，来支持官府的事业，当然也包括赈灾、兴学这类公益事业，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商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但对多数商人来说，讨好官府的成份更浓。
权力对资本的过度控制，使传统的中国商人，热衷于向官府讨一件护身的“黄马褂”。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万万难以出现中国人的“第六帝国”的！
而“第六帝国”的出现，和西方重商主义的大环境亦不无关系！
内森显然对这些了解得非常清楚，是以才会对林义哲说出刚才的那番话来。
“中国的历代皇帝，对商人一直都是控制使用的，并且不希望过多的人从事商业，他们希望人人都是农民，固守在他们的土地上。这种思维，到现在一直没有多少改变。我想知道，您打算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这一切？”内森微笑着问道。
“子爵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坚固的堡垒往往会从内部攻破’，因此我的入手点是宫廷——这个古老的帝国的中心，自上而下的在中国展开改革，改变这种重农主义思想，把这个国家变为重商主义的第二个两宋。”林义哲说道。
听到林义哲的回答，萨拉立刻明白了林义哲促成陈家捐资报效助修圆明园的用意，眼睛一下子变得亮了起来。
“您打算从宫廷的哪一方面入手？”内森的眉毛扬了扬，他的身子微向前倾，双手交叉，脸上现出专注的神情。
“您知道，现在的中国大皇帝，年纪尚幼，国家大事，是由中国大皇帝的两位母亲——两宫皇太后来主持，由大皇帝的叔叔恭亲王组织的内阁辅佐。他们构成帝国的运行中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让他们深刻体会到给商人们——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以相对宽松的经营环境能得到的好处，并且明白把重农主义思想转变成重商主义思想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亲爱的林，说实话我个人丝毫不怀疑您能够对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们施加的巨大影响。”内森听了林义哲的充满自信甚至可以说非常有野心的话，笑了笑，说道，“但想要让他们改变‘重农’这一延续千年的传统观念，恐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放在一百年前，想要做到这一点的确很难，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帝国的最高层已经别无选择。”林义哲自信地一笑。
“为什么说他们别无选择？”内森问道。
“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叛乱，这是中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叛乱，也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它使中国的人口由四亿减到了二亿。中国沿海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为惨重的打击。”林义哲说道，“而俄国则趁中国军队与叛军作着你死我活的搏斗，北方兵力空虚的时候，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听着林义哲的讲述，内森从椅子上直起了身子，脸上的神情显得异常关注。
“战乱不但让中国丧失了数额巨大的人口和土地，也造成了大量土地的荒芜和大量为躲避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流民。您应该明白，要重新复耕那些荒芜已久的土地、安置那些流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金钱无底洞。所以现在的中国，还想坚持以前的重农主义政策，事实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林义哲说道，“中国想要恢复国力，增加财富，除了尽其所能的复耕土地、安置流民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工商业。这是最现实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不会再有别的出路。”
“当然，正象您刚才所说，中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异常强大，传统的观念非常牢固，但并不是无法打破。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脱离了劳动，脱离了民众。虽然他们依然掌握着舆论的话语权，但有朝一日这群人不是民众向往和尊重的对象的话，这个所谓的话语权将变得一钱不值。而现在，正是打破它们的最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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