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曾国荃和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如此，其实也有曾国藩的功劳。尽管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却不想因自己而影响弟弟与左宗棠的关系，因此还曾特意给弟弟写信说：“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曾国荃本来夹在兄长和朋友当中，不知如何是好，在知道了兄长的态度后，与左宗棠保持交往的同时，他也曾想方设法调和二人关系，可惜收效甚微。
“沅浦的帐查得如何了？”左宗棠看着大咧咧坐在那里的曾国荃，亲手给他沏了一杯茶，端给了他。
“白忙了这几个月，呵呵。”曾国荃笑了起来，“只能以‘查无实据’回奏了。”
听了曾国荃的回答，左宗棠心中大石落地，也笑了起来。
“只要饷械充足，西征便无后顾之忧了。”左宗棠道，“而今马化龙已死，贼众失其酋首，正可一鼓而平之。”
“功成之日，切莫忘了故人之情。”曾国荃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左宗棠当然明白曾国荃话里的意思，这一次朝廷派曾国荃来查他左宗棠西征军费的支出情况，曾国荃帮他挡了一道，这个人情可不是一般的大。
而曾国荃说出的“故人”，并不仅仅是指他自己，还有他的哥哥曾国藩。
此次朝廷派左宗棠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又一次交集的机会（也是最后一次）。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带领大军建功立业的机会。平定太平天国，他一直都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他却成了主角。虽然现在左宗棠也年事已高，须发已白，但却豪情万丈的决心在他这最后的一次人生大剧当中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便是左宗棠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较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即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曾国藩回任之初，因为手续交割，第一批饷银到得稍慢了些。左宗棠以为这证明了自己的猜测，在给吴桐云的信中愤愤地写道：“曾涤公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发西征之饷。其视马谷山（即马新贻）之到任即解饷数月……大相径庭。涤公尚且如此，何论其他。”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其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的西征过程中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
曾、左晚年这一次交集，算是稍微感动了一下左宗棠。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有些想要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的意思。
左宗棠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被曾国藩压了一头去，既然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他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西征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已经故去的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还这样说：“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敝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睹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重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费者劝。”奏折中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
场面上公开是这样讲，但私下里，左宗棠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自己上这样一道奏折的动机时却这样说：“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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