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后，七大姑八大姨就来了。工会要你成立职工大会，这是政策；工商联也要挤进来，交费吧。你总得有女工吧，妇联也搀和进来，如果有残疾人，残联也跟进。你总要搞职工活动吧，体委也进来搞活动收会费。搞文艺宣传，文化局也能插一脚。工人签订合同，劳动局有权管。煤炭要定价，物价局有权决定。财务要审计，审计局必然参与。单位有食堂，卫生局来帮忙等等，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地震局也要找麻烦。
煤矿产业链上的远远不止这几个单位。煤往外运要走路，归交通局管。你路上遇到点麻烦，交警队来协助。到了关卡，有专门的检查站，里面涉及的部门更是五花八门，有煤运公司、焦炭公司、治超办、收费站，甚至还有国地税、财政等等。如此下来，一个煤矿要养活至少几十个部门单位，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当然，里面还有一些隐性的开支，或许算下来比这个数目更大。
如此一来，煤矿依然还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培养出一大批先富起来的“煤老板”。
“煤老板”这一词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也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
改革开放后，邓总设计师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就此敲定了基调。1992年，邓老南巡武昌、深圳、珠海，并在广东南边的边陲渔村画了一个圈，建立了中国的最早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并道：“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双猫”策略影响深远，中国就此奋力追赶“亚洲四小龙”。此后，中国沿海城市的发展进入快车道，短短几年内就激活了中国市场，刺激中国经济裂变式发展。然而，此时的内地依然还在沉浸在计划经济年代观望徘徊，两眼一抹黑，不知如何下手。
时代造就英雄，古往今来如此。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需求量逐年增长，甚至有一段时间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南方省份的领导亲自带队，以高额的价格要求产煤省开足马力产煤，煤炭价格就此一路飙升，堪比黄金，俗称“黑金”。
煤炭市场被彻底激活，但体制束缚致使煤炭市场严重混乱。当时，煤矿基本上没有私人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五花八门，有军队、电力、银行等等，甚至还有医疗教育机构，都有下设煤矿企业，尾大不掉，资不抵债，已经成为横亘在煤企发展中间的无形之墙。
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如同打开泄洪闸，一下子有大批民间资本乘虚而入，瓜分这块巨大的蛋糕。而持有民间资本的这部分人，就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这部分人中，有一部分是下海后持大笔原始资本转入煤炭市场，也有一部分胆大的人是从银行贷款，甚至高利贷举债承包煤矿，还有一部分人就是靠着倒卖国有资产，空手套来的。前面提到的北河镇郭凯盛，属于下海那一类型，而石湾乡的“四大金刚”，属于空手套来的。
煤炭市场持续走俏，价格逐年攀升，从最开始的几十元一路飙到几百元，个个看着眼红，人人瞅着手痒，谁都想从中插一脚，跨入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煤老板”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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