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能够心情这么好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张静江给的，他在‘国党’内其实没有多少朋友，戴季陶倒是和他关系不错，用亲如兄弟形容也不为过。蒋鼎文是他忠实的‘好基友’，不过自从老蒋被孙大先生赏识之后，他就坚持不去烟花柳巷这种地方。
当然，他有时候也会忍不住诱惑，难免偷腥。
可是每每回到住处，就会悔恨不已，要是自残太疼，他真的想要给自己的身体弄出点记号来，好让自己长点记性。怎么一见到那种地方，就会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
这让他在沮丧的同时，还为自己的这种禽兽行径忏悔很久。并在日记上详细的记录下来用来警示。可惜多半是好景不长，去的虽然少了，可还是架不住心里痒的很。好在他在广州的工作不轻松，紧张忙到夜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让他暂时不用为自己的生活不检点而懊恼。
其实他也大可不必这样，这里是民国哎！
连喝花酒的乐趣都没有，做男人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另外的一个朋友就是戴季陶，这是多年的好基友，在日本的时候就认识了，并同时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最后戴季陶拔得头筹，多年以后他们都回国了，已经似乎都忘记了那段激动的青葱岁月。没想到那个日本女人带着儿子找上门，‘国党’高层都知道老戴在家被妻子当孙子一样养，哪里敢将女人儿子带回家？这时候老蒋站出来了，非常意气地替大哥养儿子。不过，眼下戴季陶的身份在眼下的广州有点尴尬，原本‘国党’的宣传主要都是通过自己办的报纸，都是针对军阀，其实军阀也不多，主要是当权者，执政者。
说白了，就是骂北洋政府的当家人。
老套的很，在同盟会成立前后，他们就这么干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太多的见闻，只要按照以前的路数来，基本上就不会错。可眼下的广州到处是演讲，民众集会，青年学生游行，他那一套办法已经在广州不适用了。
可呼吁民众，要么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要么是有群众基础，主要还是演讲集会和游行的效果好。这些对于戴季陶来说，都不是他擅长的。于是他在广州的日子清闲了下来。
有心想要帮兄弟一把，可连戴季陶自己也知道是没有多少指望的。他很久都没有被召唤去观音山总统府了，连孙大先生的面都见不到，怎么去帮老蒋说话？
所以，老蒋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张静江身上，好在张静江不负众望，总算是给他传来了好消息。
其实也是过期的消息，被宋子文搅合的事他根本就没有给蒋中正说过，两人一个觉得事情妥了，等着他的就是去广州走马上任，担任军校校长；而张静江呢？担心老蒋失望，也不急于将坏消息传递给老蒋。在他看来事情还没有彻底成定局，至少新军校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能够再拖一拖。
加上孙大先生在用人上有耳根子软的特点，只要继续游说几次，说不定军校校长的任命就改过来了。
这才让老蒋对于自己眼下的处境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估量，他知道孙大先生喜欢大搞声势，在上海他不能，也没有这份本事像王学谦那样搞英国人。但是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在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没人搭理，都快要散伙了。
这些朝鲜人人数不多，也没有多少声势可以拿来利用。
可如果将这些人拉到广州，对于孙大先生来说，绝对会如获至宝一样地养着。这不在于孙大先生有闲心去管人家的闲事，而是朝鲜人的加入会增加广州临时政府的国际地位。同时，朝鲜国内虽被日本人占领了，但这些人朝鲜人如果运用得当，能够给日本带来很大的麻烦。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王学谦连这点没人看得上的人马，也给他截胡了。把老蒋给气的，心中大骂：还说是老乡呢？对头都没有王学谦做的下作。
可他也不想想，是王学谦主动联系朝鲜人的吗？
不是。
其实连朝鲜流亡政府的高层也知道，广州临时政府的地位在民国其实比他们也就好那么一点点。就算是要寻求合作，也要找个子大的，相比之下王学谦的浙江系有钱、有人、有地盘，怎么看都要比广州临时政府要强很多好，没有放弃最高的，选一个次的道理。
宴会继续进行，但老蒋的心思却神游天外。
杜月笙并不是那种口才了得政客，他口才是没有问题的，但都是市井的帮派套路，哪里有政客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说成活的这份本事？一开口就露怯了，只是表示政府会稳定局势，让大家不要慌。
站在台下的杨度一手捂着脸，他觉得自己疏忽了一件重要无比的事。
他写好的发言稿，至少要让杜月笙在他面前背一遍，尤其是杜月笙没有公开演讲的经验，这方面他没有专门培训，导致杜月笙一上台就露怯，忘记了发言稿的内容。
“杜先生，传言英国人的舰队已经到了浙江，炮轰海宁炮台……”
这种传言真够让人蛋碎的，这好像是八十年前的事吧？可杜月笙愣是没想起来，只是一口否认：“谣言而已，根本就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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