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门阀体系以东汉朝为其发展，到魏晋时成型，期间风云变幻，政权起落无常，但绝大多数源自大汉的头等门阀却始终屹立不倒，把家族显赫的政治声望一直延续到唐代乃至于北宋。
其中虽然说有一些气运的成分，但是其家族掌舵人会比一般的人有更多的思考和长远的规划，无疑是占据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比方说颍川荀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高平郗氏、弘农杨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等，都是绵延到了唐代的世家大族，河东裴氏自然也列名在内。
这些常年霸占上层政治的门阀世家，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在文化上，祖上出过经学名家，世代以儒经教育子弟，家中藏书甚丰，甚至独掌一家学说；二是在政治上，世代都出二千石以上高官，最好能有入朝任卿、拜相的；三是在经济上，家族繁茂，人口众多，广有田产，阡陌纵横，雄霸一方……
其实说起来，这三条也是相互统一的，并且互为前提，若不明经，则得不到出任高官的机会；若然不出高官，很难兼并巨量的田产；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也无法保证子弟世代学经，进而历朝出仕。然后因为基本上垄断了经学的学习权和解释权，又财雄势厚，才能任由政治风云动荡、朝代更迭，始终维持家族声势不倒。
但是现在，骠骑将军斐潜推动的『小农经济』改革，将格局提升，将门槛设定之后，原本那种像是玩笑一般的举荐制度，『孝廉的人才』也就没有办法直接一步登天获取高位，使得这些士族世家被迫的要开始向下看，从基层做起。
正是因为士林将自己身段放低，这些受到了斐潜所影响的新士族，才会减少一些在将来出现的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作风，也使得当这些从基层爬起来的政治家们，在将来制定政策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
如今大汉，在世家士族认为，就是分为东西，将来的大汉，没错，在这些人心中，大多数人还没有改朝换代的观念，他们只是认为斐潜或者曹操，就像是霍光一般，将引领大汉的潮流，至于会不会变成王莽，其实也有一部分人想过……
至于江东？
虽然说实际上江东确实也算是地域庞大，但是大多数大汉士族世家眼中，江东算个锤子？毛都露出来，衣服都穿不好的地方还有脸哔哔？
在这样的情况下，斐潜的一举一动便是牵扯天下的人的目光，在角落里的孙权虽然也上蹿下跳，举动异常，但是在许县之中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多少关注，甚至也没有将孙权纳入自家谋取天下的考量范围。
对于曹操来说，若是灭了斐潜，孙权自然可下，若是不灭了斐潜，即便是现阶段打赢了孙权，将来还是不得不面对斐潜？
因此，斐潜的威胁是第一位的，而孙权，靠边站点先。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曹操在冀州的统治相对来说稍微稳定了一些，倒不是说曹操就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掌握了冀州士族的人心，而是因为曹操稍微放松了一些冀州的赋税，以减少开支的代价获取了冀州士族的认可。
因为清河县令之事，曹操一方面下令各州郡确实人户，收取租赋，理论上每户出绢二匹、缴租二斛……
嗯，没错，大汉之时的赋税就是这么的粗放，当然，这个粗放的特征到了后世的封建王朝也没有多少改变。以户来计算的赋税，自然是让那些大户占便宜，小户受压迫。就像是后世的增值税。稍微懂一点税收知识的人都知道，增值税是最不公平的税收种类，可是为什么国家偏偏要用呢？
简单好用，既得利益。
封建王朝之中很多时候，土地和户口都握在地方世家大族手中，就像是当下，虽然说经历了丧乱，原本一些乡野豪右也有的被灭门破家，田地和人口被释放出来，但是自从东西两大政治集团相对稳定之后，很多外逃的世家大族也纷纷回归，手中捏着大量的田契，要求复原家产……
关中地区也还好，对于这些外逃的士族田产，斐潜不认账。同时斐潜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清查了土地，还装作烧了存根，收拾了上蹿下跳的地方豪右，顿时就让这些士族老实了许多，同时开展屯田，让流民填塞这些田亩，也就是相当于斐潜将这些外逃的士族豪右的田产剥夺下来，成为了山西政治集团的直接财产，赋税收入自然是不菲。
曹操一开始的时候也想要对于冀州幽州地方豪门拉拢打压，但是很明显，冀州士族的反弹超出了曹操的控制，所以不得不削减了开支，甚至背上了更多的债务……
削减开支的大头，自然就是减少了基础建设。
当然，这个也符合大多数封建王朝的习惯。
在很多封建王朝的上层，尤其是统治者心中，对于民间的农业工业的基础建设，大体上是没有多少概念的，这些统治者只是盯着每年地方官上缴的赋税总额，认为只要朝堂总政策是轻徭薄赋，使民以时，那么民间的生产力可以恢复发展。
至于农田水利工程，那是地方官的事，有闲钱、有良心的官就会搞一搞，没闲钱或没良心就放着不搞，只要征上的税赋数额能够让上头满意，别搜刮得太厉害，导致百姓怨恨叛乱，那就算是一个大体上合格的地方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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