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手不一样，中国军队在战术上的态度高度一致，从黄峙博到基层官兵，都知道进攻是取胜的捷径。
只是，如何进攻却是个问题。
凌晨的战斗结束前，腾耀辉就启动了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利用日本空中自卫队遭受重创的大好时机，集中海空兵力，对正在冲绳岛附近徘徊的日本舰队发起突击，争取在一次空袭之后瓦解日本的制海力量。
显然，腾耀辉是一个灵活多变的指挥官，不会局限于已有的作战计划。
虽然在此之前，特别是在制订海空联合作战计划的时候，腾耀辉一再强调，应该由舰队来夺取制海权，让舰队获得实战机会，从而检验海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但是在机会面前，腾耀辉没有墨守陈规，而是迅速改变想法，采纳了由杨禹方提出的备用方案，即由航空兵决胜负。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按照腾耀辉的判断，只要用上了一切进攻力量，歼灭两支日本护卫群的把握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对此，杨禹方也非常自信。
按照他的部署，将由配备了电磁弹头的战术弹道导弹发起首轮突击，力争用电磁战瓦解日本的防空力量。
虽然二部已经获得可靠情报，日本紧急购买了一批电磁对抗系统，对已有的F-22A战斗机进行改进，而且已经有部分F-22A完成了改进，并且部署到嘉手纳，因此全面电磁战不可能摧毁所有制空战斗机，但是高强度的电磁战，足以压制日本的防空系统，使得以预警机为核心的指挥与情报系统瘫痪，从而粉碎日本的防空网，为扫除F-22A构成的障碍打下基础。
当然，电磁打击的目的只是夺取局部制空权。
只要能够瘫痪日本的防空指挥系统，就能获得局部制空权。至于击落多少F-22A，并不是取胜的关键。
真正的价值是，让执行攻击任务的战机顺利完成任务。
因此，电磁打击之后，携带反舰导弹的轰炸机与战斗机将在护航战斗机的掩护下，对日本舰队发起攻击。为此，杨禹方调集了两个师的轰炸机、空军的一百二十架战斗机、以及海航的八十架战斗机，分两个波次发起进攻，总共投入一千二百枚反舰导弹，足以形成四次以上的饱和攻击。
如果日本战舰不具备电磁对抗能力，那么一百二十枚反舰导弹就够了。
为了保险起见，杨禹方还安排海航的四十架J-11C执行凌空轰炸任务，即在反舰导弹攻击之后，由携带制导炸弹的战斗机飞到战场上空进行补充轰炸，确保把所有日本大型战舰送到海底。
如果潜艇机动到位的话，潜艇也将参与作战行动。
在三重保证下，两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群不完蛋才是怪事。
可以说，真要放开手打，战争将在五月二十九日上午结束。
问题是，黄峙博出手阻止了腾耀辉的积极进攻行动。
当时，黄峙博给出的理由是：日本舰队在领海内活动，元首没有授权对日本领土、领海与领空的目标进行攻击。
这个理由既站得住脚，又缺乏说服力。
从政治上讲，不主动扩大冲突范围是获取胜利果实的基础，特别是在战后，只有充分克制的军事行动才能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与支持。
问题是，日本舰队并非一直在领海内活动。
按照日本承认的国际法，日本在冲绳群岛的领海范围不是十二海里，而是六海里，而规模庞大的舰队根本不可能一直在离岸六海里的区域内活动，即便是小规模战术机动，也会超出领海。
虽然当时存在一个问题，即两支日本舰队都没有进入东海，而是在冲绳岛南面与东面的菲律宾海活动，但是从军事上讲，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到冲绳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一千公里，而所有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斗机在携带四枚反舰导弹之后，最大作战半径均在一千二百公里以上，J-11的作战半径还能达到一千五百公里，即便护航的J-10C的作战半径也在一千公里以上，足以绕过冲绳岛，对日本舰队发起攻击。
在公海交战，并不违反国际法。
事实上，以黄峙博的性格，也不会在乎这些条条框框。
作为一名高度重视进攻的将领，就算亲自指挥战斗，黄峙博也会积极进攻，而不是等着敌人找上门来。
以当时的情况，黄峙博的目的只有一个：诱敌深入。
这一点，在傅秀波做出开战决定的时候就做了强调，即不打不说，只要开打，就要力争消灭日本的海空力量。
不是重创，而是彻底消灭掉。
空中力量不好说，毕竟政治上绝不允许主动轰炸日本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战斗机不升空迎战，黄峙博也只能干瞪眼。
至于出海作战的舰队，那就不一样了。
黄峙博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一下把日本海上自卫队打残了，让日本当局丧失了夺回钓鱼岛的信心，很有可能临阵退缩，为了保存仅有的海上力量，被迫接受既成事实，然后把问题留到谈判中解决。
这样一来，日本至少能够保存半数主力战舰。
重要的不是战舰，而是日本重振舰队的信心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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