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纪，你错了！我朝大兴科举，并不是全是为了取才，而是取士和养士！士者，乃是四民之首，国之柱石。士人安分，天下才会太平，我大宋才会万代千秋！”
“胡言！赵元镇，亏你是解州名士，见识怎如此之短？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能任事才是士，百无一用的书生怎能称士？如今天下并没有归于一统，北有契丹，西有回鹘、吐蕃，南有大理、安南，东有高丽、日本，皆不在王化之内，形势犹如战国。天子如果想混同海内，再建一统，就必须选贤任能。怎可全用无能书生？”
“吕居仁此言荒谬！如今四海清平，天下无事，怎么能和战国乱世相比？而且战国皆用毒士，一味用能，而不修仁德，因此才会攻战不休，使生民不得立命，使天下不得安泰。这正是用能不用德的结果！”
“西贼得以平定，是因为用能还是用德？”
“用能！但是平定西贼之法并非正途，只能偶尔用之，否则必使天下陷于纷乱！”
“何为正途？多给岁币资敌吗？”
“非也，重农抑商，养士修德，富国强兵，才是正途！重农抑商，强壮的是根本。养士修德，才能让朝廷得到仁德之臣。然后才能富国，富国者则必须遏制巨商大工，使得工商之利尽归朝廷，这样才能使国富而民安。国富民安之后，才能寓兵于民，并以贤士大夫将之。如此才能国富兵强……”
“一派胡言，百无一用之腐士，还想官营工商，还想将民兵以驱虎狼，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青城学宫大殿之前，嘴炮战正在上演。两边你一句，我一言，各不相让，似乎谁也不能说服谁。
这可是李纲和赵鼎之间的较量啊！两边都是能说能写的主儿，
李纲一上来就高举起“选贤任能”的大旗，科举应该是唯才是举，得有能力才能举，没用的举来干什么？
而赵鼎也知道自己这边的能力不如人家……自己这边就是道德文章好一点，可人家那边也有“儒学”和“文学”两门课程。差一点是可能的，但不会差太多，不影响做事儿的。
但是要比理财，比营造，比带兵打仗，比律法，比农艺等等，自己这边就没人了。
所以赵鼎一上来就讲“仁德”，用人以德为先。当然了，这个“德”不是个人操守道德，而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尊卑上下。还提出了“重农抑商，养士修德，富国强兵”的理想路线……
“如何是异想天开？”跪坐在一张蒲团上的赵鼎朗声道，“天下之民不买良田，不建高楼，不置车马，一心以耕读持家，以科举为通天之途，工商之利皆归国家，军伍之事也由书生掌握，不就是我朝历代官家所思所想的吗？李伯纪，你难道敢说官家也在异想天开吗？”
赵鼎的话其实是从真宗皇帝的《励学篇》延伸出来的！《励学篇》乍一看似乎是在鼓励大家读书，但是实际上却在构建一个以科举制度为分配手段的理想社会形态。
“荒唐，不买，不建，不置，田从哪里来？房子从哪里来？车马又从哪里来？从天上掉下来吗？”
“你错了!”跪坐在赵鼎身边的李光大笑道，“尔等果然是巨商大工之流，满脑子都是铜臭。须不知这金钱真是乱人心，乱上下，乱尊卑，乱家国天下的恶物啊！”
“何必做此虚伪之言？你李泰发若不爱钱，自在家修身养性便是，何必出来考科举做官？”
李光只是笑着摇头，道：“某不爱的只是钱，而不是不爱黄金屋、粟千钟、车马多和颜如玉。”
“哈哈，这有何不同？”
“自是不同的！”李光笑着道，“第一，黄金屋、粟千钟、车马多和颜如玉是不应该用钱得到的。”
“不用钱？难道去抢？”
李光鄙夷的看着发问的刘正彦，“除了买，就知道抢吗？”
刘正彦是西北军中那个天生神将刘法的儿子，现在是辟雍学宫的内舍生，他早就跟着爸爸上过战场，官身也有了。之所以到辟雍学宫读书，是因为刘法觉得武好古和高俅的兵法太厉害了，要儿子去跟人家学习。这小子居然也是读书的材料，在辟雍学宫里面成绩优异，而且很受同窗爱戴，和曲傅一样，都是学生领袖。
“哼！”刘正彦哼了一声，指着李光道，“你这腐儒，既不花钱买，又不动手抢，上哪里去得来黄金屋、粟千钟、车马多和颜如玉。”
“从书中得啊！”李光看着刘正彦，“看来你还是读书太少，不明白真宗先皇的《励学篇》中的深意啊！
真宗皇帝的意思是要是读书定上下尊卑，以上下尊卑定黄金屋、粟千钟、车马多和颜如玉！
不买、不建、不置的意思是不能由着工商之徒低买高卖，侥幸致富，坏了上下尊卑，又使得百姓日益穷困！”
李光当然是在胡说八道，真宗皇帝的《励学篇》就是在鼓励大家死读书罢了，还没到“社会革命”的地步。但是李光的这番发挥，倒是蛮符合一批读书人的理想社会形态的。
社会财富的分配完全由科举考试来决定！秀才拿多少，举人拿多少，进士更是一步登天——这个理想社会在宋朝并没有实现，宋朝只有中了进士才会有黄金屋、粟千钟、车马多和颜如玉，考不中就是个措大。所以宋朝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还是非常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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