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点无疑是奢望。
就在他低头思索这档口儿，忽觉有人碰了碰自己的衣袖，低声道：“大人，这事儿你怎么看？”
杨峥扭头往侧面看了一眼，便见眼前站着一个身材欣长，眉清目秀的官儿，约莫六十开外，一把长须梳理得整整齐齐，就是那一身绯红的官袍也被熨得平平整整，虽说服饰有些年月，但被他穿在身上仍如新的一样。此人姓薛名瑄，出身教育世家。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乡教书。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中举后，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学环境，再加上生性聪颖，在六、七岁时便能对《小学》、四书熟习背诵，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
永乐元年，薛瑄的父亲在任荥阳县教谕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于在场官吏，结果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当时薛父不以为然，过了十七年，薛父改任鄢陵县教谕。年近三十岁的他仍然随父亲求学。不过这时他已将主要精力用于研读程朱理学，并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对科举的学问并不感兴趣。但事有蹊跷，按照当时规定，凡教谕所在县长期无人能考上举人、贡生时，就要将其充发到边远地区服役。出于无奈，薛瑄只得听从父命，于次年八月参加了河南全省乡试，考中了庚子头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师参加了全国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这事儿在当时的京城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薛瑄也凭借过人的才华与名头引起了当时的大学士杨士奇的注意，在通过一番观察与试探后，杨士奇认为薛瑄是个可造之材，便加以重用，此人倒也不负杨士奇看重，为人为官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恰逢宣宗登基欲拟重整风纪，杨士奇看中薛瑄刚正不阿的性子加以推荐，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被当时的百姓称作两袖清官，声望不小。
英宗登基后，薛瑄因执法如山被杨士奇举荐做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一做就是六年，在他手下倒也没什么冤案，名头更响，如果说在为官上有些名头还不算什么，能站在这座金銮殿上早朝的官儿，或多或少有些名声，就连宫里的太监也有不少人名声不错，更别说是一个刚正不阿，执法严明的清官有些名头不言而喻了，此人最厉害的还是在于治学上，家学渊源的好处是造就了他为官之外的好处学术。
因家世的原因，青年时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导下，专心攻读宋明理学，颇有造诣。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明成祖命胡广编著），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顾寒冷，仍然燃烛苦读。他在读书中，如有心得体会，便立即记载下来，后来记得多了，便集成《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两书共二十三卷，经过大明士林报刊登使之名动天下，就连杨峥请来的那些西洋的老师也对其赞扬有加，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在于这二十三卷书在程朱理学上做出了一种延伸，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在过往先哲上进行了一种批判，按照他的说法，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并且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若无气，理定无止泊处。”同时，明确指出“理气决是二物”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举动很大胆，没有底蕴是不敢胡说的，要知道杨峥花了十年努力改造朱熹的理学仍有不少人不以为然，甚至还能在大明士林报上看到攻击的言语，大有把杨峥生吞活剥了才好，所以没有那个底蕴，没人敢在朱熹理学上挑战，此人非但这么做了，还多次说理与气无间亦无息。既理气浑然而无间，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坚持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的观点，认为天地间只一气。”“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这样的观点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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