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位高低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君王和谁去做坏事呢？相反，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位高低都不是像薛居州和样的好人，那君王又和谁去做好事呢？单单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这个典故并不难，王振毕竟是诵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与孟子这番话儿还是能体会到其中的含义，以孟子的话儿说，政治国的国君应注意自己身边所用亲信的考查和选择。因为，如果国君周围多是好人，那么国君也就会和大家一起向善做好事。相反，如果国君周围多是坏人，那么国君也就很难做好人了。这里的道理并不深奥，实际上也就是《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所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的意思。所谓“昔孟母，择邻处”，“孟母三迁”不也就是为了找一个周围环境好一点的地方以利于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吗？孟子是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早有切身体会的了，可谓是说得生动而又有说服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王公公你可要以身作则啊？”杨峥语重深长的道。
王振独自低头思索了一会儿，忽的肃然起敬道：“大人的一席话，咱家受教了。”
“王公公客气了，杨某说得再多作用有限得很，反而是公公任重道远，希望公公可要坚持下去，日后功成名就，也是一段佳话？”杨峥带着几分劝慰的语气道。
王振期初没觉得什么，这会儿思索下来，越发觉得眼前的局面豁然开朗，自己的位置诚如杨峥所言，想要建功立业，关键还在太子身上，而太子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到底就是在国事上有所建树，做些让天下百姓交口称赞的事情就算是立了一番功勋了！局面明亮，就越觉得杨峥实在不简单”。此时再听他这一番劝慰的话儿，竟也能用力的点了点头道：“杨大人放心，咱家知道怎么做了？“
杨峥不知自己这一番话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这么做也只是做到了一个臣子的本分，至于日后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这不是他能控制的，也难得去想，说过就算。
有了这一番交心的话儿，两人的关系也密切了许多，杨峥说了安南的趣事儿，而王振则说了京城事儿，说来说去，气氛说不出好，直到日暮时分，两人才各自退出了雅间，返回将军府邸。
因为按照王振给的准确日期，他返回京城的日子也就是这两日，安南虽平定，局面也紧紧的攥在大明的手中，但一些交代还是要交代，所以晚上的那一顿酒席，杨峥便没去，回去与大小姐、沈艳秋说了一番话儿，便让人请来了阮虎，吕海、萧通等人，做些交代。
三人得到信儿后，第二日一早就赶到了将军府，杨峥叫来徐朗、黄福等人，开始对众人自己交代，因时间紧迫，他也不含糊，交代的内容很简单，主要针对一条鞭法，以及占人、哀牢在商业上的问题。
与一条鞭法很简单，安南既作为大明的一部分，安南的百姓就是大明的百姓，该缴纳的税收不能少，必须按照夏税、秋粮、均徭、带征，确有定额的规定向朝廷缴纳税收，。里胥无由飞洒，奸豪无从规避，简易均平同样要继续保持，这一点必须阮家来维持，这一点没有半分讨价还价的理由，事实上不用杨峥交代，百姓也都愿意上交这点税收，彼此往日的税收，这一条鞭法虽在税收的数目上没什么改变，但好在简化了不少，总共起来只有三步，一是把田赋和繁杂的徭役、杂税合并统一征收；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摊入田亩，既根据人丁又依照田亩征收；三是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为一条后，一律征银。田赋，除政府必须的米麦仍然交实物外，其余以白银折纳；徭役，一律实行银差，无需朝廷催促，这两年每次到了点，百姓都将早已准备好的银子，谷物都送到了交州城，这也难怪，比起往日的混乱税收，一条鞭法后，不但限制官吏巧立名目，加征赋役，而且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不仅如此，那些从事商业的商贾可谓是大喜过望，实行赋役折银征收的办法，为交纳银两，农民、手工业者必然把大量产品投入市场，促进商业繁荣。徭役折银，农民可自由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也可以用到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对一条鞭法最为拥护，每年上缴税收，他们表现得最为积极，所以杨峥的这一番嘱咐，阮虎答应的最为爽快。
而对占人，哀牢，岁月虽说是彭家的私人产业，但身为朝廷也是可以开展作坊，与彭家竞争，当然了，这其中又有不同，官家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以一种委托的方式，采取特许经营的商家，共同促进哀劳、占人的软料，大明朝廷对他们提供的特许者给予保护，也给予优惠，而身为获得官方认可的经营者，除了缴纳税收外，还要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产任务，不可有半分的拖欠，本来彭家进入占人、哀牢就有不少人眼热，虽说在安南，但朝廷不少言官还是很惦记，为了解决这个隐患，杨峥才参照前世的私企以及与国企的经验加以改造，一来彭家与朝廷可以自由竞争，顺应市场，二来，这种良性竞争，也可以给朝廷，也彭家带来技术上的改进，质量上的好坏，以及产量上多少，如此也算是给朝廷谋取了些福利，只要朝廷经营得好，在占人、哀牢这一亩三分地上，还是有些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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