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后燕建兴十年农历七月，后燕皇帝慕容垂派太子幕容宝为元帅，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为副元帅，领兵八万，向北魏大举进攻，北魏采取坚壁清野战术，拒不与之交战。后燕师老兵疲之后，不得不回撤，北魏拓跋珪立即率精兵二万骑渡河，追击燕军。于参合陂追及燕军主力，而燕军当时安营于陂东靠近河边处。魏军连夜登山，计划奇袭燕军。翌晨，魏军登上山头，下临燕营。燕军正要东归，忽见魏军遍布山上，士卒大惊。拓跋珪下令攻击，燕军争相渡河逃命，人马相互践踏，压死及溺死者数以万计。仅包括太子慕容宝及部分亲王在内的数千人逃走，其余燕军四、五万人全部投降。后来，在北魏大臣王建的建议下，所有投降的燕军全被坑杀。
本朝名将常遇春，人称朱元璋帐下第一猛将，此人勇武绝伦、对上忠心、对下爱戴，一生为将从未败北！只有一个毛病，爱杀降，朱元璋在与陈友谅在池州作战，常遇春是先锋，他在九华山设伏，一举攻克池州，俘虏陈友谅降卒3000余人。面对这批降卒，徐达建议上报朱元璋后定夺。常遇春当时没表态，却在当晚徐达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3000降卒坑杀，只留了几个活口给陈友谅送信，还放出狠话“人是我常遇春杀的，有本事来找我”。常遇春不但杀降，而且还喜欢屠城！害的朱元璋常常叮嘱他不要嗜杀：光有土地，没有人民又有何用（《明史#8226；；常遇春传》记载：tai祖使使谕遇春：“克城无多杀。苟得地，无民何益？”）有了重重榜样，所以在战事上杀降的事情，偶有为之，并没人说什么闲言碎语，这也是张翼不明白杨峥为何要阻止的地方。
杨峥似知道张翼的疑惑，道：“他们既已投降了，咱们再杀了他们就不仁道了，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於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张大哥总不会想我年纪轻轻就遭受横祸吧？”
张翼哈哈一笑道：“这都是古人骗人的把戏，想不到大人竟也信，我可不信，大人要是怕，这事儿就让末将来办？”“未必非要杀了他们吧？”杨峥心头涌起一股同情之一，这些将士说到底都是寻常的百姓，若不是因为战事，他们未必会有今日之祸。
张翼道：“我知道大人仁义，可大人也看到了，若不是这帮家伙走投无路了，这些人根本不会投降，这是没了活路才丢下了武器，谁也不敢保证他们明日不会再反，他们可是精锐，人数也有一万多人，可不少，切是骑兵，重新回到了黎利的手中，加以休整，可都是能杀人的主儿，大人今日对他们仁慈，来日他们未必对我们仁慈，别忘了柳升的十几万大军，他们当初杀的时候，可毫不含糊！“
这番话儿合情合理，即便是开始动了恻隐之心的许震想要劝说两句，这会儿闭口不言。
王通也点了点头，张翼所说的话儿，并不是没有几分道理，这些人迫于形式才投降，其心就不诚，今日降了明日就能反抗，如此这般还不如杀了。
其实这番道理杨峥倒也不是不知道，战争是一种集体和组织互相使用暴力、虐袭的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由于触发战争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军人，因此战争亦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这一决定了战争的目的是残酷的，在军事上，它目的是进行战争的阶级、民族、国家及其武装集团在军事上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战争的军事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它是战争的根本目的，也是战争的本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从古到今，从技术到战术，从战役行动到战略行动，都贯彻战争的军事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不论采取什么作战方式、作战部署和作战原则，运用何种武器装备，敌对双方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展开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8226；；谋攻》）只是达成战争军事目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以强大的实力优势为条件，使战争另一方意识到，如果对抗就会被消灭，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兵临城下，但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无论是愿不愿意，战事的胜利无疑是谁都愿意接受的结果，而在这个结果之前，所有一切的为这场战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值得原谅的，就算是杀降，这也是历朝历代不乏杀降的武将。
但杨峥毕竟是两世为人，对于战事上的看法上还是多了几分不一样的见解，杀降固然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如威慑，如消除对方的战斗力，但从另一方面看，杀降的后果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在他看来，杀降会提高下次军事失败方的预期损失，这就好比做生意，一次性将一个行当的生意做绝了，看似不错，但预期收益并没有因此增大，因为你从此之后少了这个行当，也就是说你直接的后果是丢了饭碗，而战事相比，最直接的后果是将士们的仇恨，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更疯狂的报复，战也是死，投也是死，既如此，不如「为国死，可乎？」，往往这个时候对方的防抗实力会更强，这一点从大唐名将薛仁贵坑杀回纥铁勒的效果可以看出，唐龙朔二年，回纥铁勒九姓突厥进犯唐朝，薛仁贵领兵讨伐，回纥铁勒聚兵十余万人，凭借天山（今蒙古杭爱山）有利地形，阻击唐军。当年三月初一，唐军与铁勒交战于天山，铁勒派几十员大将前来挑战，薛仁贵应声出战，独挑几十人，连发三箭，敌人三员将领坠马而亡，敌大军见之，立即混乱，薛仁贵指挥大军趁势掩杀，遂不时，敌人大军投降。有诗赞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因为铁勒骚扰唐边境达数十年之久，薛仁贵命令将投降兵十三万人就地活埋，以除后患，这次杀降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神共愤，大唐的大臣也多有对此不满者。杨德裔等大臣便激烈地弹劾薛仁贵，指责他“故杀降人”。而薛仁贵的暴行彻底激怒了铁勒人，这些本来愿意归降的部族自此与大唐结下了不解之仇，他们率部坚壁清野，远走漠北，诱使唐军深入追击，然后不断袭扰。最终唐军断粮，仓皇回逃，一路上先是吃马，马尽后，竟然“人皆相食”。一万多精锐唐军，等退到关内，竟然只剩了八百人，可以说大唐一直没能安抚铁勒人薛仁贵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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