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好这些可不容易，诸位将军可要做好了吃苦的打算，同时也要敢做、敢练的气魄，唯有这样才能带动诸位将士！诸位可有信心做好！”
“有！”众人齐声应道。
“很好！”杨峥赞了声，扭过脸对高航喝道：“高千户！”
“卑职在！”高航按住绣春刀大步上前，抱拳应道。
“眼下是什么时辰了？”高航看了看外面的天道：“怕是快到中午了！”
杨峥点了点头道：“那好，训练的事情，从今日中午开始，这第一日有本官亲自来治一治！”
众人道：“该当如此“！
“为了让将士对本官做到号令严明，从今日起，诸位将军要大力配合才是！“
“全凭大人差遣！”众人齐齐起身应道。
杨峥点了点头道：“王将军！”
“末将在。”王通沉声应道。
“自今日起，本官命你为军中法纪官，自今日起，负责军中法纪，但凡有人违反军纪，不听指令，无论任何人，一律严惩不贷！“说完从怀中摸出一块令牌来，递了过去。
这次他身为经略，在安南有一切任命的权力，可以说他这个经略，可是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实实在在的土皇帝！“
王通有些尴尬的接过令牌，随即转身对众人道：“以后，你们可要老实点，不然本将军可有你们好看的？”
众人一楞，跟着哈哈大笑道：“将军请放心，我等一定严守军纪，绝不乱来？”
王通道：“如此最好不过了！”
杨峥看得好笑道：“王将军在如今的军中，你的事情可以说是算最重，也是最重要的，做一个执法官，要以身作则，还要敢于执法，此外执法官的眼里，只有法律没有人情，没有亲情，无论是谁犯法，一视同仁，便是本官也不例外，将军可要好好做啊？”
王通正色道：“将军放心，末将虽不是个好将军，但做这执法官还是能做的，任何的军队军纪的好坏，不仅是保持军队能否号令严明，做到攻必克，战必取，同时也是得到百姓拥护的关键？”
“难得将军能明白这一点，岳家军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那是他们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金贵族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语。让百姓新心生好感，从而信任，再而爱护，我们身为军人，当以岳家军为榜样！“
王通抱拳道：“末将明白！”
杨峥点了点头：“将军身为执法官，要做到有法可依，不知将军将以何法为纪？”
这个王通倒是没想过，听杨峥这么说，忙抱拳道：“请大人指点？”
杨峥对军中的法律也不太熟悉，呵呵一笑道：“军师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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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两千六百多年前，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大政治家管仲说过这样一段话：“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在管仲的治理下，当时的齐国经济得到了傲视其它各路诸候的飞快发展，为齐桓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以食为天”也成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特别是在饥荒的年代，这句名言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饥饿与穷困逐渐离我们远去，“民以食为天”的现实意义也随之减弱。
汉朝司马迁在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如今的形势之下，管仲这段有关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再次受到关注。有人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与不良风气发出了“仓廪实未必知礼节，衣食足未必知荣辱”的感叹。
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这句话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史记》在引用的过程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成了“而”。古人惜墨如金，用词审慎，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改动，这里面大有文章。
在管仲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建立起的政治秩序仍然存在，但正在走向衰微，而诸候蠢蠢欲动。当时仍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社会公约仍然能够对各诸候国的民众形成有效的约束。当时全民的伦理观、道德观尚未受到有效的挑战，对各诸候国而言，“天下”的大环境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管仲用了“则”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管仲敏锐的政治触觉使得齐国占得了称霸诸候的先机。
而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武帝时代，环境则大相径庭。经历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汉武帝元朔五年有个特别的诏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
在西汉早期，有“一朝两制”的政体结构：即周朝“封国土，建诸候”的传统封建体制与秦朝开创的zhong央集权制并存于汉。而到汉景帝时期，社会高层逐渐认可了中央集权制，着手改革并引发了诸如“七王之乱”的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尽管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但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没建立起来，社会矛盾仍然是突出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自己也觉得当时仍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不难体会汉武帝时期社会发展遇到的困惑：经济发展的势头乐观可喜，但整个社会看起来却总是很不和谐，横竖不对劲。
从这个诏书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已经意识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份条件。也就是说“仓廪实、衣食足”只是个前提。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改动了管仲的原话，用“而”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从上至下，最高统治者与史官之间的默契反映了当时的高层形成的一种难得的共识，打造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称道辉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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