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成功经历，使传教士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于是来华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万历四十八年携入的七千多部书，“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物外有装潢图书七千余部……书籍见顿香山澳，俾一朝得献明廷。”这些书籍中，“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日所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传教士们一面编译出版，一面还与中国学者合作，直接用中文进行著述，向中国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西方的先进火器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传入中国的，可以说在传播西方先进方面，传教士对大明的发展功不可没，也是最佳传播的人选。
而且这个时候的传教士对大明是极为崇拜，都以留在大明为荣，在他们的眼中，这里大明是个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大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被称做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这个国家各地都有大量的糖，这是糖价奇贱地原因。……有丰富地蜜，因为他们喜欢养蜂，连蜡都十分便宜：产量大到你可以装船，甚至船队”
“他们产大量的丝，质量优等，色彩完美，大大超过格拉纳达地丝，是该国地一项最大宗的贸易”
“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特别跟已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价钱相比。他们在那里不是按照尺码出售丝绸以及其他任何织品，哪怕是麻布，而是按照重量，因此没有欺诈。
“在该国有许多河流，人们种植稻米，这是全国人的普通食物和粮食。……他们收获如此之多，以至在米价最贵的时候，你用一个里亚尔钱币可购买一法捏格。”
“在不宜耕种的山地，有大量的松树，比你通常在西班牙发现的更大更味美的坚果。在这些树之间，他们种玉米，这些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一般的食物。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几乎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所以他们学习中文，学习中国的礼仪文化，甚是不少人在大明做了官儿，而大明的皇帝也对这些传教士极为看重，如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五十九岁。其生前信徒已达两百多人。
按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中国人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破例准奏，亲赐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立石为文记之”，墓碑由顺天府尹王应麟所立。这年十月下葬时，文武百官都参加了葬礼，非常庄严隆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曾记载，“时有内宦言于相国叶文忠（内阁首辅叶向高）曰：‘诸远方来宾，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如无论其它，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内阁首辅如此看重《几何原本》，可见明朝的上到皇帝下到士大夫阶层对科学的重视和不凡的胸襟。这个也是选择传教士作为传播学问的最大好处。
一番思索后，杨峥重重点头道：“不瞒阁老，这些问题我也想了很长时间，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杨溥哦了声：“说说看？“
杨峥微微酝酿了片刻，道：“想要打破这种局面，唯有懂逻辑学的人才，而我大明人才是不少，却多是理学人才，明显是不够用，既如此我们翰林院可以学习大唐，兼容蓄养，我听说如今的京城里，有不少传教士，这些人才与逻辑学的理解能力，比大明的官儿还要好，我们大可洋为中用……就像元朝的马可波罗一样？”
马可波罗的名头在这个时候的欧洲，随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名扬欧洲，但在大明却不是一个十分出名的人，也仅一些大人物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一个意大利的商人，十七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三年多，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十七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8226；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写出《马可#8226；波罗游记》，此书在几个月后，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五年后马可#8226；波罗逝世前，《马可#8226；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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