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２３日，袁世凯在天坛举行祀天礼。
１２月２８日，约法会议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并可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
“快了。”当得知这个消息后，王恒岳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
“袁政府正式照会日、英两国，声明取消战区，请撤退英、日军队，日本仍不撤兵。次后，日本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
“袁世凯不容易啊。”王恒岳又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内忧外患，他又要尽力维护中国的权利，谁坐到那张位置上都不容易。”
说着，站起了身：“走，带两个位置，换上便装，到外面透透气去。”
乐山已经发展的颇有规模了。王恒岳始终鼓励商人经商，尤其是在王恒岳的名望越来越大之后，来乐山的商人也越来越多。
王恒岳穿着便装，也没有认得这就是声名赫赫的川南镇守使，这样也好，少了许多麻烦。
找了间酒楼随便坐了下来，要了几个简单酒菜，王恒岳也不说话，只是在酒楼里四处打量着。
客人挺多，大家嘴里议论的大多是最近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其实，１９１４年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好年头，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生产停顿，军需增加，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发展的机会。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制度动力，终于在此时使上了力气，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状况趋于好转。在政治上，袁世凯扫平国民党之后，经过一年多的整顿，虽然在政敌来看，政治独裁色彩加浓了很多，国会停摆，民主失踪，袁世凯的权力，几近于皇帝。但是政局却稳定下来，从新政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变革，正在稳步进行，司法和文官制度改革，逐渐走向正规，至少规章已经定出来了。整个局面，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国是初定”。唯一的阴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进入１９１５年，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变成满天的黑云，回国述职归来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径直见了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严格地说，就是要跟中国新签一个中日关系的条约。这条约共有五号，二十一款，因此人称二十一条。
其内容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一，要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具有特权，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这些地区，中国政府在此地区如有任何涉外举措，必须事先跟日本商议；上述地区需聘日本顾问。三，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国的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许让与和租借他国[意思是除日本以外]。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款，即所谓第五号，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
最先看到二十一条的中国人，是袁世凯。这样一个要将中国一口吞下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在日本方面，仅仅把他们的公使召回国内，然后由返任的公使日置益晋见中国国家元首，直接把文件递给袁世凯，连个特使都不屑于派。这种违反外交常规之举，跟二十一条的条文口吻一样，体现了日本对中国的极度轻蔑和蛮横霸道。拿到文件，一夜没有睡觉的袁世凯，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逐条批阅。兹事体大，第二天一早，找来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一起商议。
一夜未眠的袁世凯，看来一点都不糊涂，他明白，这二十一条，是日本人想借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机，一口吞掉中国。显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只是安排外务部跟日本周旋，并且特意交代，第五号万万不能答应，最好连谈都不要谈。
看当时谈判的记录，整个二十一条的中日谈判过程，就中国方面而言，所有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以拖待变在每一个细节上！
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都和颜悦色地跟日本人纠缠，尽量把话题扯远，让问题复杂化。
中国人的另一个招数，就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消息传布出去，让英美知道，借英美的力量，抵制日本人的“独吞”，这属于传统的“以夷制夷”老法子。这种法子，由于在清末用得太多，事先日本人就有所预防，在交涉伊始，就“非常认真”地要求中国政府方面，对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严格保密，威胁一旦消息走漏，后果将非常严重。
为了防止消息走漏，日本代表甚至非常强硬地坚持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带一个秘书，因为当时的外交总长为孙宝琦，次长为曹汝霖，一个是前清官僚，一个是留日学生，向有亲日之名。顾维钧认为，这意味着把中国方面有英美背景的人员排除在外，无法参加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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