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谁是最成功的银行家？那家银行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业银行？
在后世有着这样那样的说法，可是在三十年代的中国，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悬念答案——金城银行，虽说在私营银行中，金城银行的存款额次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怀疑金城银行的潜力，而其同样也占有“北四行”之首的地位。
无论南北之所以对金城银行如此信任，原因非常简单，金城银行的总经理也是银行创始人周作民有着一套自己的“金融理念”，早年曾留学日本的周作民，在留学期间曾接触到日本三井、三菱、大仓等财阀，期间他曾专门研究过这些财阀通过银行资本渗透实业的财阀式经营，对这一模式周作民可谓是极为欣赏，甚至认准这种模式可以说是日本的强国之源。
正因如此，在其创建金城银行，尤其是完全主掌金城银行之后，其便开始效仿这一模式，通过创办附属事来或直接投资，广泛涉足工、商、保险等多种行业，以实现他心中的财阀梦，当然也是他所认为的“强国之途”。
尽管周作民的这一梦想受到军阀混战等各方面的影响，多年尝试有成功亦有失败，但以金融资本向实业渗透、实现对工矿企业的控制，从而建立大型财阀，以实业强国为目标的周作民来，他从未放弃过这一终极目标。
民国二十九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同样长期陷入萧条，工商企业经营困难，难以为继，在周作民的授意下，金城银行于民国十八年创办的诚孚信托公司立即借用这一机会，趁机通过收购、代管等形式，向与其有固定放款关系的棉纺、煤炭等企业直接投资，并参与经营管理，实现对后者的控制，以推进集团化经营。
而国人之所以认定金城银行潜力无穷，正是金城银行的这种以金融为主、实业为附，主附互动、以主带附、以附拱主的金融实业集团经营模式。在很多人看来，通过十年的摸索后，至多只需要十年，金城银行就会成为中国的“金城财阀”。
“宁可少卖钱，也不能卖给外国人！更不能卖给日本人！”
章瑞庭的一番话，通过报纸传遍了全中国，一夜之间，章瑞庭成了“爱国商人”，可对于收购北洋纱厂的诚孚公司来说，这却是前所未有的压力，当城孚公司以百万元的低价收购了恒源、北洋纱厂之后，诚孚公司便被推到了风头浪尖之上，为应对外界的压力诚孚的经理多次向外界表示“一定将两家纱厂办成全中国最大的纱厂绝不负章先生之情”等等诸如此类的解释。
“外人只道他章瑞庭以百万元的“低价”把自己的恒源和北洋两家纱厂卖是爱国，可谁知道其中的内情啊！”
在金城银行董事长办公室内，提及收购恒源、北洋两纱厂一事，周作民满面尽是无奈的苦笑。
外界在赞赏章瑞庭时并不知道，即便是章瑞庭想把纱厂卖给日本人，也是卖不得，因为金城和中南两家银行是其最大的债主。
恒源、北洋两家纺织企业由于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和外部日资及日本的低价倾销政策的影响，销路不畅而负债累累，只能勉强维持，而无法继续经营，在过去多年间，无论是金城还是中南都向其提供了大量贷款。
一个月前，章瑞庭一方面主动联系诚孚信托公司，希望将企业售出，而另一方面，又告知自己和中南的王孟钟“没办法还钱了”、“甚至有破产之忧”，这一形势致使中南、金城等银行所承放的巨额贷款无法收回，如果听任章瑞庭将两厂其破产，则两家银行也会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损失，也为了挽救这两家纱厂。
最后中南、金城等银行只得通过诚孚信托公司聘请专家对这几家厂都进行了全面科学地评估，确认其并非无药可救后，方才出资购下两家纱厂，而所谓的百万低价，却是资产抵债之后的结果，那里是什么“低价”啊！
“章瑞庭他是落了名声，可咱们现在的压力啊……”
摇着头王孟钟这位中南银行的总经理，同样苦笑一声，金城与中南同作为“北四行”合作已有多年，可谓是亲密无间，而正是怀揣着同样的“财阀梦”，才使得两家银行从初时的竞争对手，走向现在的合作。
“压力是有，可压力也是动力！”
点点头，周作民又继续说道。
“恒源、北洋落得今天这步田地，固然有日人倾销的原因，可不能说他章瑞庭就没有责任，用过去老办法管理企业，除非欧战那几年，现在别说是没有日人倾销，即便是同行竞争他也不见得能竞争得过国内同行！”
一直以来，对国内很多所谓的“实业家”周作民虽说佩服其人品和决心，但却不赞同他们的经营方式。
“好了，众所周知，外行办实业，若是不敢放手交给内行，最后落得只是劳民伤才，恒源是、北洋也是，就是上海的新裕也差不多！”
同样的一番叹息后，王孟钟看了看聘请专家给出的报告。
“聘请管理纱厂有经验的专家任厂长，对纱厂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如充实熟练女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调整机器，加强管理。由此方可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工厂面貌必能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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