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团长，”
跟在身边的副团长董昆吾开了口，“这些东西就是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
“对”关玉衡果断地说，“先审问，后处理。”至于到底怎样处理这伙军事间谍，他一时还拿不出主意来。
1931年6月26日上午。团部内外卫兵林立，戒备森严。办公室里，关玉衡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盯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中村。中村，中等身材，满脸横肉，身穿俄罗斯式皮夹克，头戴火车头式皮帽，脚穿短筒皮靴。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气质。
审讯一开始就出现了僵局。“姓名？”不答。“国籍？”还是不答。狡猾的中村摇头晃脑，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个小日本的嘴巴！关玉衡暗自在心里说。他随即命令改用日语审讯。“你到我们东北执行什么任务？目的是什么？”
中村没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招，只好按事先编好的供词应付审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胡说！”关玉衡态度一变，打断了中村的回答，一针见血地说，“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知道，一个中国军队的小小团长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他态度蛮横，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拒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审讯只好暂时停下来。
审讯井杉延太郎的过程非常顺利。在军官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井杉延太郎眼里掠过惊慌的神色，无言以对，只好低下了头。他吞吞吐吐地供述：“我们是军人。中村震太郎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中村的助手。我们此行的任务是……”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如何处置日本军事间谍呢？关玉衡焦急地思考着。
董昆吾建议说；“现在大帅府态度微妙，不可能交与军情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
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
虽说是国家编制的边防军，但“张家军”的烙印深深的印在东北边防军的心中。从抓到中村起，几为军官的处理方发可窥一斑，“俱日。”
关玉衡桌上烟缸中的烟头堆满了，烟烧到手指都没感觉，可见问题的重大性，灼烧的痛疼让他回神，搓了搓疼指召来通信员，下达了“傍晚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的命令
如血的夕阳仍然散发着灼人的热浪，山林中被光的峦峰下漆黑黑的团部办公室里，关玉衡用刀样的目光扫视着20多个连以上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董副团长态度坚决：“秘密处死。”
“证据确凿，怕过俅。”一营营长大咧咧的表示赞同。军官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处死中村，理在我方。会议一致决定：立即将他们一行4人秘密处死。
“立正！”执行命令的士兵挺起并不宽厚的胸膛，站成一条线团长。关玉衡俨如一个法官，威严地宣布：“第三团团部令：成立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风高月黑杀人夜，中村等一行4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一行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第三团的杀人方式折射出东北军士兵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
1931年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团长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将军马上就做出了指示，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泄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泄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那块手表上。
洮南日本领事于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那时该铁路尚在铺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在佘公府，得到该处蒙人告密。
中村被扣后，混乱中他所带的手表被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佘公府调查，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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